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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惇与苏轼究竟有什么恩怨
1094年，亲政后的宋哲宗，因为章惇是坚定的改革派，便启用为宰相，重启改革。
章惇，因为自己曾经遭到反对派的排挤和打击，他上台后，便利用推行新法任免官员时，大肆对曾经反对过他的官员进行报复。他把已去世的宰相司马光的牌坊拆了，甚至动员皇帝对司马光开棺鞭尸。
同时，因为苏东坡以前反对过变法，章惇便毫不手软地将苏东坡贬至惠州，后又将苏东坡贬至海南，这时，苏东坡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章惇因为政治，真把人给做绝了。
扩展资料：
1、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1-3] 。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
2、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3、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4、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苏轼
章惇与苏轼的是非恩怨（一）
一
只因爱苏轼，总是骂章惇。
这是大部分坡草的做法。
但在认真的看了两个人交往的始末后，我却对他恨不起来。反倒觉得两个人的相爱相杀中，他才是伤得更深的那一个。
世界上可以有无缘无故的爱，一往情深而情不知所起，但绝对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甚至有的恨，只是因为爱。当初爱的有多深，现在可能恨的就有多深。
我是坡草，也要为章惇章丞相说句公道话，在两个人的往来上，是苏轼更对不住他。
徽宗继位之后，苏轼遇赦北还，而章惇因为反对徽宗登基，被贬岭南。两个人的处境顷刻做了交换。在回京的路上东坡居士回信给自己的学生——章惇的儿子章援说:
“某与丞相定交四十馀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
我与你父亲相交四十多年，这中间虽有误会摩擦，但友情并没有减少。他告诉章援不必担心自己会算旧账，在表露自己这样的态度后，他开始絮絮嘱咐，在岭南生活需要注意的事项。
对章惇他竟全无恨意。不仅不存芥蒂，反而无限挂牵。
固然，这有他心地光明的原因，但他相信旧友对他只是牵涉党争的倾轧，就算比起对别人的处置的确狠一些。和章惇早年对自己的仗义相救相比，自己更多的还是亏欠。
因为在章惇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并没有像章惇那样挺身而出，乌台诗案当中的痛苦屈辱已让他心有余悸。说到底，他只是一介文士，而不是旧友这样的名臣！
如今两个人都已不再是英姿勃发的少年郎，从前把手同游的那些场景，午夜梦回，或许更让他感慨万千。
最初两个人的往来，应该是一座山峰仰望另一座山峰，一朵云吸引另一朵云。
苏轼才气纵横，天下皆知。而章惇的才华和苏轼相比，也并不逊色半分。
在苏轼进士及第的那一年，二十二岁的章惇也参加了考试，并且也得中进士。只是心高气傲的他一向自负，听说侄子章衡得中状元，自己竟位于他之下，不禁大受刺激。一时狂劲发作，居然拒接敕命。扔掉皇帝的诰封就回家了。
两年之后，卷土重来，这次名列一甲第五名，这时他才接受了敕诰。
这样傲娇的人，放到现在，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好像高考是他的游戏一样，我愿考清华就清华，愿考北大就北大，要知道进士可比北大清华难考多了。谨言慎行的宋人当然看不上他的轻狂，“不恭”“无行”竟成了他的标签。
但他并不介意，苏轼也不介意。谤自由他谤，等闲人的议论，洒脱的两个人何曾看在眼里。在前场同科考试的时候，他们或许就已经惺惺相惜。
后来两个人同在陕西为官，来往更是密切，经常一起诗歌唱酬，郊野同游。朝夕相处的日子里两个人发现虽然彼此个性迥异，但都互相爱重，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高斋漫录》有这样的记载:
苏子瞻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子厚为商州令，相得欢甚。同游南山诸寺，寺有山魈为祟，各不敢宿。子厚宿，山魈不敢出。抵仙游潭，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以过，用索系树，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濡笔大书石壁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
一同为官的两个人相处欢好。常一起郊野探险，曾到过传说有山怪出没的野寺，苏轼不敢留宿，而章惇夜宿，山怪却夜不敢出。游览仙游潭，下临万丈深渊，只有一木可抵对面，章惇怂恿苏轼到潭的对面题字记游。苏轼不敢，章惇却若无其事“平步以过”。到了对面竟用绳索缚腰，另一端系在树上，上上下下，神色如常，在石壁上写上“苏轼章惇来游”，才又涉桥而回。
苏轼在对面看得是惊心动魄，章惇回来后，他不禁拍着章惇的肩膀感叹说:“你将来一定敢杀人！”章惇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能以自己的生命相拼的人，当然也不顾惜别人的生命！”
《耆旧续闻》中还有这样的记载:
子厚为商州推官，子瞻为凤翔幕佥，小饮山寺。闻报有虎，二人酒狂，勒马同往观之。去虎数十步，马惊不敢前。子瞻曰：“马犹如此，著甚来由。”乃转去。子厚独鞭马向前去曰：“我自有道理。”既近，取铜沙罗于石上攧响，虎即惊窜。归谓子瞻曰：“子定不如我。”
又是两个人同游，在山寺都喝了点酒，有些微醺。忽然听说有老虎出没在附近，两个人趁着酒劲儿，竟骑马同往观看。在距离老虎几十步的地方，马受惊再不肯往前。苏轼的酒醒了，说马都这样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前往呢？难不成要做虎食吗？不肯再去。
而章惇却说他自有道理，独自策马过去，在距离老虎很近的地方，拿着一面铜锣在石上猛敲，老虎猝然受惊，竟吓得逃窜。他回来后，忍不住有些骄傲地说:“你一定不如我。”
人常说性格决定命运，从这两个小故事看，也的确是这样。
苏轼，虽然笔下灿若云霞，但遇事往往畏葸不前，他受新旧两党的排挤，固然是因为内心不肯轻易随人，但也最多就是不随，而不会坚定执行或者奋起改变。我们上篇文章说的他做事的“不十分用力”，用在从政上，就根本不能有大建树。他是世不二出的大文豪不假，但论经时济世，和章惇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
而章惇后来成为卓有成就的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从这两个小故事里也可见一斑。勇敢果决，无惧险阻的这种性格让他在政治革新中象暮色苍茫中的劲松，尽显“乱云飞渡也从容”的大气魄。
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胆识，在苏轼蒙冤乌台的时候，他才不计个人得失，竟拼上自己的政治前途来为好友冒险直言。
章惇与东坡年龄相仿，年轻时曾是好友，为何最后却反目成仇拔刀相向？
因为他们到了老年之后政见不和观念也不相同，最终导致反目成仇。
章惇和苏轼为何反目成仇？
章惇和苏轼随着政见的不同反目成仇。
在当时的政治版图中，苏轼属于旧党，章惇则属于新党。由于苏轼屡次陈言新法的过失，被新党视为眼中钉，拼命从其诗文中寻找“罪证”，一意将他置于死地。
当时新党中的李定、王珪、舒亶等人，利用苏轼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认为苏轼自比“蛰龙”，诬陷他有不臣之心。苏轼因此下狱，其间非常绝望。
就在苏轼性命攸关之时，新党阵营里的章惇站了出来，他在神宗面前与同僚据理力争，力证苏轼的清白。退朝后，章惇当面痛斥宰相王珪：你是想让苏轼全家都灭口吗？对于这番诘难，王珪无言以对，只能说自己是从舒亶那里听来的。章惇厉声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吗？
一连串的逼问，令王珪哑口无言。在多人的营救下，再加上神宗本来就没有杀害苏轼之心，最终苏轼保住了性命。
尽管苏轼的性命得以保全，但这位弱冠之年就名满天下的士子，往后的人生路越走越坎坷。在新党得势之日，他不受重用；而旧党当权之时，主政者尽废新党的政策，他认为新法也有合理的地方，不宜全部弃去，因此又不受旧党待见。
宣仁太皇太后去世之后，旧党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持者。宋哲宗亲政，章惇受到重用，对旧党展开疯狂的报复，苏轼尽管不为旧党倚重，但也被列入了章惇的大力打击名单之中。
苏轼被贬至岭南时，写下了“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等诗句，看上去日子过得还可以。不过这种状态没有延续多久，章惇很快再度将苏轼贬谪，这次是让老朋友前往比惠州更荒凉的地方海南儋州。
章惇的儿子章援是苏轼的门生，当初章援正是因为得到苏轼的赏识而获得功名。后来苏轼受诏北返中原，即将获得重任。这个时候，章惇失势了，章援去拜访老师苏轼。还没有见面的时候，章援很惶恐，不知道老师是否会念及与父亲的新仇旧恨，于是先写了一封信过去探一下口风。
苏轼让章援放下心口的大石。在这个时候，苏轼也已到了风烛残年，不久后就病逝在北归路上，曲折的一生画上了休止符。
两人曾是最亲密的友人
嘉祐二年（1057）三月，宋仁宗御崇政殿亲试礼部进士，章惇与苏轼同榜高中。在此次礼部廷试中，章惇有一个不寻常的表现：因其族侄章衡获状元，他落在晚辈之后，居然愤愤不平，质疑考官识见，弃进士诏令于地，放弃此次功名。
章惇再考，中甲科第五名。可见此人性情与才华之不凡，一是竟在考场与晚辈亲属论高下，耻于在其侄后；二是考场似乎为他而设，只要进考场，必然如探囊取物，庸常之人哪来此种胆识。
高中同榜进士，并非章惇与苏轼交往的起始。真正的交往起始于章惇随后调任商洛令，苏轼调任凤翔府节度判官，两地相邻，皆为陕西路辖地。恰好在嘉祐七年（1062）秋天，陕西路在长安举行解试，章惇与苏轼皆参加试务，有此机缘，又是“同年”，负责陕西路的帅臣刘敞对他们“皆以国士遇之”，“二人相得欢甚”。
章惇与苏轼的是非恩怨（四）
四
谁也想不到又一个考验苏轼的日子就这样悄然而至。
宣仁后垂帘后，新党的蔡确被罢宰相，出知陈州。次年，再贬安州。在安州游车盖亭的时候，他信笔写下了《夏日游车盖亭》十首绝句，抒发游览的闲情。诗却被与蔡确有过节的吴处厚所得。
吴处厚曾在蔡确手下为官，与蔡确有隙。得到蔡确的诗他如获至宝，立刻将蔡确的诗上呈朝廷，说其"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竟将贤德的宣仁后比做武则天，真的是大逆不道。
旧党官员立即加以发挥，肆意攻击，宣仁后怒不可遏，要将蔡确远贬新州。新州地处岭南，路途遥远，气候恶劣，被贬于此，等同于被判死刑。北宋此前还没有士大夫被贬岭南的先例。旧党的吕大防和刘挚也觉此举太过，就以蔡确母亲年老，岭南路远，主张改迁他处，而宣仁后却心意已决，竟然说:"山可移，此州不可移。"
身在旧党的范纯仁（范文正公次子）秉持正义，目光深远，向宣仁后力陈:
“ 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举动宜与将来为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且以重刑除恶，如以猛药治病，其过也，不能无损焉。”
我大宋治政宜宽，不能够因为文字的暧昧不明就诛杀或者流放大臣。现在的举措应该为将来效法，把大臣远贬岭南绝不能从现在开始。以过重的刑罚来除恶，就如同用猛药治病，过犹不及啊！
但最终竟还是不能制止。
他忍不住对吕大防感叹说，岭南之路长满荆棘，近七十年了，今日我们开了此例，日后我们恐怕也难免有此下场。果然哲宗亲政，章惇重新掌权，范纯仁首当其冲，就被贬去了岭南。
世人皆因爱重苏轼，所以只看到新党对苏轼兄弟的迫害，却不知道远贬官员到蛮荒之地的最先却是元祐党人。
毕竟乌台诗案，最后的处理，除了苏轼被贬黄州，并没有牵扯到更多的人，寥寥几个也只是象征性地罚铜了事。而到了车盖亭诗案的时候，元祐党人对新党却是斩尽杀绝，除“恶”务尽。
据传蔡确被贬新州时，只有一个叫琵琶的爱妾相随，此外他还养了一只鹦鹉。这只鹦鹉善学人语，每当蔡确呼唤琵琶时，只要敲一下小钟，鹦鹉就会呼唤琵琶的名字。而到新州不久，琵琶就死于瘟疫，从此蔡确再也没有敲过小钟。一天，蔡确因事偶然将小钟击响，鹦鹉闻声，竟又呼琵琶的名字。蔡确忍不住内心悲痛，赋诗一首:
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堪伤江汉水，同去不同归。
此后不久，蔡确郁郁成疾，殒命岭南。这就是史称“车盖亭诗案”的始末。
作为新党要员的章惇，也因此案受累，被一贬再贬，饱受颠沛之苦。
而苏辙却乘着此案对新派的打击青云直上，最后位至宰相。
苏轼原本已经厌倦了这些没有原则的相互倾轧，要么新党和旧党的东风西风，要么党内的你来我往。他真的是剪不断，理还乱。索性潇洒地挥一挥手，自请外放。爱重他的太后就遂了他的心愿，准他去了杭州。
本来已经超然事外的他，是可以置此事而不理的，但他在临行前，竟给太后上了一道密札，来谈自己对此事的意见。
在札子中，他竟满怀天真地给太后出了一个油滑的主意，请皇帝下旨治蔡确的重罪，然后太后再下旨赦免。这样既可以申明法纪，也可以显示太后的皇恩浩荡。
作为文坛大家的苏氏兄弟，他们当然知道蔡确的诗是怎么回事，讥刺太后之意是完全的子虚乌有。如果说苏辙罔顾事实的弹劾是出于党争的需要，要借此来打压新党，以伸张自己的终极正义。而苏轼这样的不辨是非，就实在说不过去，毕竟他也是这一类冤案的受害者。
身为受害者，他自然深知这其中的痛苦，按道理也就应该痛恨这些为党争的胜利而不择手段的伎俩。而现在他不仅没有阻止这样的恶，相反还出了这样的一个馊主意。
是出于报复的心理，要让新党也要尝尝自己曾经受过的苦呢？还是真的为皇家着想，替皇家解决难题呢？假若这个主意他是在为太后的声名着想，却又将皇帝置于何处呢？
无论是在做人之道还是为臣之道来说，这个主意都欠缺“诚心”。
而眼里不揉沙子的章惇，当知道苏轼在此案中的作为时，能做何想？
恐怕除了鄙视，还是鄙视！
如果说他从前对苏轼还有那么一点残存的美好的回忆，那么现在的苏轼就让他愤怒和心寒。
这样的苏轼不是友人，也不配做敌人！只会是路人！
作为坡草的我，在看到此处的时候，也不免失落。实际上这才是一个人真实的样子。有他豁达光明的一面，也就有他软弱暧昧的一面。
曾经把手同游的好伙伴，相约一起田园垂钓的好朋友，在大宋王朝党争的漩涡里就这样渐行渐远，最后竟背道而驰。
哲宗亲政后，章惇掌权，曾饱受旧党打击的他，心已又冷又硬。对元祐党人的清算自然是从前元祐党人的加强版。大笔一挥，苏辙就被贬去了岭南，而苏轼在他的笔下，就像他从前一样天涯四处飘零，最后竟漂洋过海到了海南。
他到最后，对苏轼可能已经没有了恨，因为恨也是一种感情。更多的也许是失望。因为失望，也就冷漠，因为冷漠，下手也就无情。但也并不比对别人更无情，看看他对其他旧党的所作所为，你就会明白这一点。
只是风水轮流转，元符三年，年仅25岁的宋哲宗，英年早逝。当向太后和宰辅们说端王当立天子之时，耿直的他直言极谏 “端王轻佻，不可临天下。” 但没有获得其他大臣的支持。于是端王继位，是为宋徽宗。
能够这样直言极谏，本身就已经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了。这在他是最后一次对国家忠诚，也是对自己忠诚。
历史不幸被他言中，北宋果然因宋徽宗玩物丧志而亡。也因此南宋统治者为尊者讳，章惇后来竟名入宋史奸臣传。引得无数史家为此唏嘘。
昔日曾经一起“二”过的小伙伴，身后却是如此迥然不同。
人生若只如初见，会是什么样子？
没有人知道，因为确是故人心易变。
好在苏轼的那封回信可以证明，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即使因为苏轼病逝于遇赦的路上，两个人没有能够再见，曾经的恩怨是非，也已经风过了无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