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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 1、明史为什么敏感
- 2、南明史为什么那么敏感?
- 3、朱元璋为什么最敏感贼和贼的谐音字则呢？
- 4、明史为什么敏Ƅ
明史为什么敏感
清朝秉承为先者讳的原则，把明朝基本上是美化了一遍，对明朝基本上是毫无底线的美化，比如说治隆唐宋，远迈汉唐这句，那简直叫一个肉麻。
这实际上是出于清朝对自己合法性的解释，也就是清朝取江山自李闯，并非取自于明朝，这是清朝入关时候就定下的基调。这可以用臭不要脸来形容，因为清朝在入关之前灭了至少三十万明军，皇太极时期五次破关对明朝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最后明朝在无兵可用以及君臣离心离德的情况下被李闯给结束了。所以你上哪摘的干净，只要仔细翻阅历史档案，查出各种数据，就能把这笔账算明白。
只不过李自成正好是给明朝的坟墓埋上最后一铲土，所以清朝就利用这一点来做文章，把李自成丑化为乱臣贼子，把清朝入关说成是吊民伐罪。其实哪里是什么吊民伐罪，清朝实际上是宣布保护地主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的利益，所以清朝对自己合法性的解释得到了地主阶级以及知识分子的普遍承认。
所以，按照这个逻辑，李自成既然坏，那么明朝就只能好，要不然如何彰显清朝入关的正义性和合法性。所以，明朝必然要被美化。
翻阅《明史》，通票都是对明朝的溢美之词，对于明朝的破事能隐则隐，隐不了就给一笔带过，尽量淡化处理。
比如说诛十族这档子事在《明史》里是不存在的，只有丁丑，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并夷其族这句草草带货。但是想删帖哪有那么容易，尤其是删干净更不容易，因为总会有信息保留下来。
在万斯同《明史稿》
当中，明确记载了朱四诛方孝孺十族得事，只不过这段被康熙抹了，因为不符合康熙给朱四定的明君的形象，结果今天明吹蛋白质还不领情，还说清朝抹黑明朝，甚是可笑。
不过，清朝最忌讳的不是这块，毕竟一个已经完蛋了的王朝想怎么美化就怎么美化，清朝最忌讳的实际上就是满洲先世的问题。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就阐述过：
然清室所最忌讳者，不过晚明清初，东北一隅之地数十年间之记载尔。然其他历代数千岁之史事，虽有忌讳，亦非甚违碍者。
所以清朝最大的问题，就是抹去了不少关于满洲先世的记载，导致这一方面的史料不全，往往需要参考朝鲜的记载。当然，《明史》当中就没有关于满洲先世的记载，因为全给抹去了嘛。
南明史为什么那么敏感?
南明史是一段被抹杀的历史，被清朝政府抹杀了。
清朝政府不承认明朝残余政权的合法性，宣布自己的合法性。过长江以后的弘光政权，清朝认为是伪政权。它一定要把它说成是伪政权，把所有出现的太子都说成是伪太子，它自己才是真的，这都是政治的需要。
所以长期以来，这种划分方式在史学界是有不同意见的。比如说明朝末年清朝初年的一个史学家査继佐，还有一个史学家谈迁，翻开谈迁的《国榷》，里面明朝灭亡的时间不在崇祯，而在弘光。这是以史学家的眼光进行划分的，而不是按照政治需要划分的。
所以我们在讲述明史的时候也要把弘光加进去，如果不把永历帝的死亡作为明朝的灭亡，也应该至少把弘光帝作为明朝最后一位皇帝。
国号：
明朝京师顺天府被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陷后，明朝宗室先后在南方成立朝廷，沿用“大明”国号。但由于清兵入关之初宣称“天下取自于贼，而非明”。立足未稳之时便着急诏修《明史》，目的显而易见。
以此宣告明朝已亡，不再承认南明朝廷的合法性，所以清朝官方即在南明君臣称呼上加“伪”加以区别“前明”；比如：“伪永历”、“伪晋王”，称呼加“伪”是对南明朝廷的蔑称。辛亥革命以后官方开始把这段历史改称为“南明”或“后明”。
朱元璋为什么最敏感贼和贼的谐音字则呢？
洪武年间的文字狱
文字狱的出现源于洪武朝的文武之争。自立国初，明太祖秉承“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名言，开始大量起用文人，制定朝仪、典章、刑法、军制、户籍、学校等等规程，使得明初气象具备，行政清明，而文人在太祖心中的地位亦因此而水涨船高。如此一来，那些早期追随于他的淮西武将集团顿生不满之心，认为天下是我们拼命打出来的，凭什么让那些身无尺寸战功的文人来当家？于是想出了一个压制文人的计策来。
某日，他们推选出几个能说会道的跑去向太祖告文人的状。起初，太祖拿出“平乱用武，治世以文”的道理来劝他们。这些人表明唯唯，待太祖一番宏论之后才小心说道：陛下之言诚然不错，但是对文人们也不能完全相信。这些人仗着自己有才学，往往会因一点点不满意就会用隐讳的言词进行挖苦诽谤。陛下虽然对他们很好，可是能够保证让他们人人满意吗？
这么一说，太祖心里也是有些吃不准了，就问他们是否可以拿出例子来。这一问正中进言者的下怀，于是立刻说道：您知道张九四（元末群雄之一张士诚的小名）好文的事情吧？他对文人的宠爱比您可不差，** 厚禄，宝马香车，供奉无缺。可是在他自立称王的时候，让文人们给他起官名，就得了士诚这么个名字。
太祖想了想说：这名字不错，待士以诚，正好符合他的做为。
进言者一笑道：看来陛下也被这些坏心肠的文人给蒙敝了。您可知道，《孟子》里有这么一句话叫“士，诚小人也”。连读出来就是“士诚小人也”。您看，这不是变着法骂人家是小人吗？可怜张士诚给人家叫了半辈子小人，至死还被蒙在鼓里。
太祖立刻命人拿来《孟子》一查，果然找到了这句话，从此就开始留意文臣们的奏章之中有没有什么可疑词句，以后又扩展到诗文书稿。
以上这个故事出自明景泰朝黄溥所著的《闲中古今录》。虽然不能就此确定这就是洪武年间文字狱的起因，但却可以证明当时确实存在着文字狱。其实，真正构成文字狱的原因还是出在明太祖本人的想法。他兴起文字狱的目的无非两条：
1.打击不顺从于明朝的文人；
2.个人心理上的极度自卑与自尊。
前一条从维护统治的观点来看，也还算有一定的合理性，而第二条就完全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现了。说白了，就是变态。
先看第一条。明太祖作为历史上少有的平民皇帝，难免受到那些以门第论高下的文人士大夫的轻视和憎恨，因此许多人是不屑与之合作，更不肯称臣。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叫做夏伯启的人和他的侄子。他们为了表示自己不仕明朝的决心，甚至不惜斩断手指。后来被捉到南京后，太祖问他们：乱世的时候，你们躲到哪里去了？伯启答：红寇（对红巾军的篾称）作乱的时候，我避祸于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山里。太祖本人出身红巾军，最忌讳的就是有人在他面前提“红寇”、“红贼”什么的，因此立刻大怒：朕知道你心怀怨恨，对朕的天下不满意。所以，你说“红寇”分明是别有所指，借题发挥地辱骂朕。好啊，你不是宁斩手指也不肯归顺吗？那就不用归顺了！朕要将你们叔侄枭首示众，来警戒那些狂妄之徒！
在明太祖的授意下，夏家叔侄被押回原籍处死。此后，又有苏州人姚润、王谟等因拒绝出仕而被抄家处死。这些都是《明史·刑法志》上记载的。
经过这样一场腥风血雨，文人们胆怯了。许多人不得已应征来到南京，但还是不肯做官。在这些人之中，以元代文学大家杨维桢的经历最具典型性。
据《明史·杨维桢传》记载，其人字廉夫，号铁崖，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元泰定帝泰定四年（纪元1327年）进士。仕元为建德路总管推官，红巾乱起后避难于富春江。其人文名播于天下，尤擅诗文，时称“铁崖体”。洪武三年（纪元1370年）第二次被征之时，已是74岁的高龄。对着前来催促的地方官，他写下了《老妇客谣》一诗来婉言拒绝，自比诗中那位行将就木的老妇人不能再嫁，并明确告诉太祖，如果逼迫我仕两朝，只能跳海自尽以全名节。太祖见他年老，料想拿死是吓唬不住的，再则名气大，如果真的逼死了，未免有伤自己的“圣德”，因此只得作罢。
对明朝不肯妥协的除了象杨维桢那样的故元遗民之外，还有一些则是曾经仕奉于元末群雄的文人。例如江阴人王逢，做过张士诚的幕僚，士诚败亡后他隐居在乌泾（在今苏州附近）。洪武十五年（纪元1383年）被征，抵死不从。幸好他有个在南京做官的儿子，苦苦哀求之后才得以放归。事见《明史·戴良传》附《王逢传》。
这些或为故元遗臣，或为群雄旧部的文人，如杨维桢、王逢这样自恃气节而不仕两朝的还有许多。例如回族诗人丁鹤年以自家世为元臣，逃避征召，放浪山野，至永乐年间方死；长乐人陈亮自以元之儒士，终身不仕；卢陵人张昱自以为元臣，先后拒绝了张士诚和明太祖的征召，太祖见其老迈，说了一句“可闲矣”就放归了，他遂自号“可闲老人”，小心翼翼地过日子；杨维桢的同乡兼学生张宪仕张士诚，士诚灭，张宪隐姓埋名，晚年死于杭州报国寺。这些人的事迹，除张昱之外，都在明史之中有本传。张昱事，则可见其本人的《可闲老人集》。
由于看到这些文人都不肯归附自己，明太祖对于文人的厌恶也就可想而知。而这种厌恶一旦与内心之中的隐疾发生作用，则势必爆发出乖戾的行径。这就是我们即将提及的第二条。
怎样给一个人定罪，尤其是文人，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从其写下的文字之中去挑毛病，找借口。一旦这些文字不小心触动了敏感神经，立刻会按照自己的个人思维来加以曲解，无限上纲的去引申原意，达到入人于罪的目的。这就是文字狱的通常特点。
明太祖基于其出身经历，内心之中自然也划定了一块不可冒犯的禁区。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做过和尚，所以但凡所见文字之中沾上“光”、“秃”等接近和尚特征的字眼儿，都会犯他禁忌，即使是个“僧”字也同样很刺眼。到后来，又向外推广至于谐音的“生”字也被纳入忌讳的范畴。再有，他是从红巾军之中起家的。前面说过，在元廷看来，红巾军是“红贼”、“红寇”，因此太祖也讨厌有人在他面前提“贼”和“寇”，后来，连“则”字也被波及了。
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明太祖基于低贱出身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在其中作祟。而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当自卑走入极端之后，自尊心就会膨胀起来，达到另一种变态的顶峰。这种变化在太祖的身上也呈现出清晰的脉络。
中国历代开国帝王为了增加自己的威望，都会想方设法地为自己寻找一位古代同姓名人做祖先，以示其正统，太祖亦不能免俗。《明朝小史》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太祖在和文人们讨论修玉堞宗谱的时候，打算拉上南宋大儒朱熹做祖宗。恰在此时，有一个从徽州来的朱姓地方官来陛见，太祖想，徽州是朱熹的老家，如果能把这个人拉成本家，那么对于证明自己的出身无疑是个很有力的证明。于是，他满怀希冀地问对方是不是朱文公（朱熹的尊称）的后裔。那人不知圣意，只怕犯欺君之罪，因此据实回答说不是。这下，太祖不免大为沮丧，再想到就连一介小官儿都不肯冒认祖先，何况自己贵为天子呢？再说，自家上溯几代也和江南徽州没有半点关系，硬攀亲的话，若是被明眼人看出，岂非惹人耻笑。于是认亲之意遂寝。
不能认亲，但并不代表太祖就此放弃了对自身尊严的渴望，因此他的目光又转到徽北大同乡汉高祖刘邦的身上。灵机一动之下，他索性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出身寒微，与汉高祖一样都是不籍祖荫，白手起家的英雄好汉。此后举凡圣旨、言论无不特意为自己加上“淮右布衣”、“江左布衣”、“匹夫”、“起自田亩”以及“出身寒微”等等称号，凸现自己完全是凭借个人能力打天下，从底层一步一步走上龙位的。但是，这种话只能他自己来说，如果哪个人敢于多言，那么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惩罚和悲惨的结局。
明太祖对文字是否犯禁的评判，完全是以其自身的政治利益和文化水平做准绳，并不会去设身处地地为作文者考虑什么。这一点也是完全符合文字狱的特性的。下面，列举一些在洪武朝较为著名的文字狱案例来加以说明。
一、因字讳而取祸者：
（1）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代海门卫官做《谢增俸表》，这篇官样谢恩文章之中有“做则垂宪”之语；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做《贺万寿表》，这是贺皇帝寿辰的表章，其中有“垂子孙而作则”句；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案察使做《贺冬至表》，这是庆典祝贺表，而其中出现了“仪则天下”语；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政使和案察使做《正旦贺表》内有“建中则做”；澧州学正孟清做《贺冬至表》，内有“圣德作则”语。以上这些本来都是一些“颂圣”性质的马屁文章，但只因沾了一个与“贼”谐音的“则”字，就入了罪过。
（2）常州府学训导蒋祺为本府做《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因“生”与“僧”近而入罪。
二、因词音而取祸者：
（1）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做《谢赐马表》内有“遥瞻帝扉”语，本义是遥望帝王宫阙的门扉，表达心怀皇帝之心。却被理解为“帝非”，帝王怎么可能有不对的事情呢？诽谤圣君，杀。
（2）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做《贺正旦表》内有“取法象巍”，“取法”被解做“去发”，去发为秃，这不就是变着法影射太祖做过和尚么？不死待何？
（3）亳州府学训导林云为本州做《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句，“式君父”被理解为“弑君父”，弑杀君父，岂非谋反？
（4）尉氏县学教谕许元为本县做《贺万寿表》，其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藻饰太平”被曲解为“早失太平”，盼着国家早早失去太平，这是多么恶毒的诅咒啊！
（5）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做《贺立太孙表》，这是在洪武二十五年（纪元1393年）立长孙朱允文为皇太孙时的祝贺表，只因其中有一句“天下有道，望拜青门”之中，“有道”被解做“有盗”，青门则被认为是佛寺，这下就变成了讽刺太祖做和尚的经历和加入红巾军是做盗贼。
（6）以上这些人死得固然很冤，但却冤枉不过陈州州学的训导，他为本州代作的《贺万寿表》内，一句“寿域千秋”被疑似犯忌，但左右挑剔过来又找不到什么问题。然而，太祖还是不肯放过他，最终还是与前面那些人一起上了枉死城。
以上两大类遭到杀身之祸者，都记载于《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祸》引《朝野异闻录》。至于因句意而取祸者，在徐贞卿《翦胜野闻》中记载如下：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为本府做《万寿贺表》之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句，大概经过以上介绍后，各位读者也可以看出这句犯了多大的忌讳。“光”、“生”和“则”都是犯了太祖大忌，这一连读，本来一句老生常谈式的颂圣句子就变成了“当着和尚骂秃子”，外带讽刺太祖入红巾为贼的过去。太祖这一怒，作者本人自然不必客气，脖子上咔嚓一刀是逃不掉了，就连礼部官员也被迁怒，遭到严厉训斥。吓得他们连忙上表请罪，并求太祖降诏，申明忌讳，以警臣民。
于是，在洪武二十九年（纪元1397年），由翰林学士刘三吾、左春坊右赞善王俊华拟定了一个《庆贺谢恩表式》，也就是一个教大家如何给皇帝写表章的规范格式。一切贺表都按照这个内容抄录，然后写上自己的官职和姓名即可。是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只求保命不求文。这又是太祖变态心理所造成的一大笑话了。然而，这样的笑话背后隐藏着太多的冤魂，任谁也笑不起来了。
除了在自己可以看到的表章里挑毛病之外，洪武文字狱也渐渐扩展到文人们的日常生活言行与文字之中。
刘辰的《国初事迹》记载了佥事陈养浩有“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的诗句。这种和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一样写征人怨的普通诗句落在太祖眼中，却变成了动摇军心士气的不轨之心，遂将陈养浩贬窜至湖北，却还觉得不解气，又下令将他丢入水中淹死（就像杀韩林儿一样）。
同类事件又见于《蓬窗类记》、《消夏闲记摘抄》、《古穰杂录》、《静致居诗话》和《明史·高启传》等多书记载苏州知府魏观案，因其将府衙建在以前张士诚王府的遗址之上，遭到太祖忌恨，接下来又得到密报，说在为新府衙上梁的时候所写的祭文之中有“虎踞龙蟠”四字，于是下令将魏观腰斩弃市。
杀了魏观，太祖还觉不足，又将屠刀架上了祭文作者高青丘的项上。据《明史》本传载，青丘是他的号，名启，字季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其诗风雄健，才情高远，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洪武元年（纪元1368年）应召入仕，参与编修《元史》，为魏观写“上梁文”的时候，已经致仕居于苏州。按理说，他是与明朝合作的文人，又富才名，即使是比照杨维桢，也不该被陷入文字狱中。然而，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何况太祖对他也不是第一次不满了。早在高启为翰林院编修的时候，就因他所写下的《题宫女图诗》之中“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句被太祖疑为讽刺而暗记在心。如今，旧欠未清，新帐复生，太祖也就顾不得是否担上“害贤”之名，干脆腰斩了事。高启死后，其诗集也遭到毁禁，直到清朝初年，才有人敢拿出来刊行。高启一案，被后世称为“国初冤狱”。
如果说，这些被太祖找茬杀掉的人令人可叹，那么一个自动将脖子送到太祖刀口下的来复和尚的死除了令人嗤笑之外，也实在无话可说了。这个和尚不好好参禅念经，却为了讨好太祖，非要“知难而进”，写了一首“颂圣诗”献给了太祖。当太祖看到其中两句“金盘苏合来殊域”和“自惭无德颂陶唐”的时候，立刻下令杀了这个不长眼的和尚。因为在太祖看来，“殊”字拆开就是“歹”和“朱”，这不是在指责我朱家不好吗？那“无德颂陶唐”简直就是赤裸裸的骂我“无德”。陶唐就是古代传说之中的贤君尧，用尧来影射我的帝王之位，却又言我“无德”，其心可诛了。从《二十二史札记》上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只觉哭笑不得，不知各位读者又是怎样一副心情呢？
再后来，文字狱的范围又扩大到地方官对朝廷的事务性表章之中的错字上来。兖州知州卢熊上表言自己官印上的“兖”字被误刻为“衮”字，请求改正。结果，太祖把“衮”字认成了“滚”字，就恨上了卢熊，认为他是要自己“滚”。巧言令色的辱骂圣君，这怎么能容？结果不久之后，太祖就借胡惟庸的“党案”把卢熊给杀了。自己不认识字，却把人家给杀了，这样一个黑色幽默被记入《水东日记摘抄》之中，太祖九泉之下是否也自觉脸面无光呢？
帝王之忌，往往很快就会演变为举国之忌，因此在洪武三年时，明朝颁布了一系列的忌字，禁止平民在名字之中使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二十六年，又加上了太祖、圣孙、龙孙、皇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郎中和太医是针对民间医生，待诏则是针对从事梳头理法的行业的人。因此，在明代的医生只能称医者、医士、医人，如果谁看到一部明代背景的影视作品里出现郎中的称谓，那么尽可笑其无知了。至于理法师们，在那时则改称“整容”，也不知是不是现代整容业的始祖了。这些，也是来自《水东日记摘抄》的记载。
在后世史家看来，正式可称为文字狱的时代，是从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这十三年的时间，其间因各种与文字有关的事件而被杀者达十几万之多。上至大臣，下至平民，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其牵连之广、死者之多、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洪武文字狱，十三年间，只有一人得了活命。
其实，洪武三十年还有南北榜案，也是文字狱的延伸。
倒霉的就是那个在二十九年拟定贺表格式的刘三吾和另一位主考白信蹈。
发榜之日，自状元江西人宋琮以下中第者皆为南方人，北方人尽名落孙山。
北方考生大哗，引发御案，朱元璋命侍读张信查阅试卷，结果北方人依旧无一录取。朱元璋对张信也不满意了。后来，有人告张信是受了刘、白二人的托请，故意取不合格的卷子来披阅。太祖大怒，杀白信蹈和张信等考官，刘三吾因年事过高，免死，充军。状元宋琮也同样被充军。
之后，太祖亲自出题监考，录61人，都是北方人。
这就是著名的南北榜案，又称春夏榜案。
刘白张等对北方人的歧视固然不对，但太祖之后又矫枉过正了。
其实，他对此案之所以态度严厉，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对准的是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排斥异己行为的不满。也是为日后所发生的李善长大案做一预演。
朱元璋的自卑使得文字狱空前惨烈 文字狱发展到明朝已经是高潮了
还有贼、寇等等，后来推广到谐音字“则”、“生”等等。
明史为什么敏Ƅ
对那位“猜猜从此不再”的回答，我只能说一句，去你吗的吧。
满清入关，利用了明末士大夫以及江南各阶层对李自成等起义军的仇视发起为明朝报仇的口号。屠城，圈地，烧杀等频繁恶刑罄竹难书。 对于题主所说的明史为什么敏感，这涉及到我国现有体制下的民族因素。
即使是在中国政治倾轧的情况下，明满的战争也从万历年间的血肉上的兵戎相见持续到了现在的互联网上的唇枪舌剑。这个世界上，很多事物不能掰开了揉碎了摊在阳光下看，人毕竟是复杂多变且冲动的，容易引起民族之间的对立。
不论是清初，满人对汉民的剃发。太平天国运动对南方满人系统性的** 。以及民国，满人自发性的改成汉姓。都在提示着民族矛盾的可怕。
”清朝秉承为先者讳”就更可笑了，满清自入关至乾隆，朝堂至民间的反清复明接连不断，明朝就像一个幽灵时刻徘徊的在满清统治者的头顶。从文化上，对明史的修改长达一个世纪之久。从物质上，对明朝遗民及宗室进行系统性的** 。一个七八十的老农民疑似明朝皇室遗民都能拉出来凌迟并灭族，可想而知，那个年代，整个中国是什么样的情况。
明朝的灭亡是多种因素导致的。农民起义，华北地区长达几十年持续性的干旱（这一时期叫小冰河时期），税收减少，最重要的是，整个帝国的三代领导者更替频繁，一个早死，两个年幼，天启和崇祯并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以至于崇祯前期盲目信任文官集体，后期极度仇视，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给明朝和汉民族开了一个残忍的玩笑。皇太极五次入关并没有危及到京师，整个明王朝的京师卫队，在华北地区大范围鼠疫流行之前还保留着十多万的常规军。查查史料就知道当时的鼠疫有多厉害。
还有所谓的诛十族，源于明中期文人祝枝山的书，明后期政治环境宽松，文人竞相以谤君博名为荣。有多少可信度，题主应该年级不大，以后还有很长的日子去自己发现自己琢磨。
清朝爱新觉罗的始祖问题，额，满族是中国最晚形成的一个民族，主体是女真，还有为数不少的朝鲜蒙古汉人混杂。至于爱新觉罗，胡里改人。与女真同处于一个地域。并且祖上瞧不起女真人。”初嗣节度使，叔父跋黑阴怀觊觎，间诱桓赧、散达兄弟及乌春、窝谋罕等。乌春以跋黑居肘腋为变，信之，由是颇贰于世祖，而虐用其部人。部人诉于世祖，世祖使人让之曰:"吾父信任汝，以汝为部长。今人告汝有实状，杀无罪人，听讼不平，自今不得复尔为也。"乌春曰:"吾与汝父等辈旧人，汝为长能几日，于汝何事。世祖内畏跋黑，恐郡朋为变，故曲意怀抚，而欲以婚姻结其欢心。使与约婚，乌春不欲，笑曰:"狗彘之子同处，岂能生育。胡里改与女直岂可为亲也。"乌春欲发兵，而世祖待之如初，无以为端。”
至于明朝，这个朝代延续了汉文明，让这个伟大的民族没有像印度的土著一样沦为最底层的民族。这个朝代有着辉煌的文化，璀璨的文学，多如繁星的名臣武将。对整个东亚的文化圈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老朱家的皇帝很奇葩，但是太抠了，整个明朝（除了南明）居然只有一位是活着封的异姓王，而且还是蒙古人。
不管是谈论明朝还是清朝，都有各自的民族情绪在里面，这应该就是五千年文明历史给中国人带来的枷锁吧。
那个猜猜从此不再，绝对是满吹，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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