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奎因在爱尔兰的罗斯科门去世；《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仅用半栏篇幅追记他的生平，其中赞扬之词都经过矫正（或者仔细斟酌），我看了不免有点惊讶。
相关的一期《旁观者报》刊登的死者传略不那么简略，措辞或许也比较真诚，但是把奎因的第一本书——《迷宫中的上帝》——同阿加莎·克里斯蒂1夫人的一部作品相比，把他的别的书同格特鲁特·斯坦2的作品相提并论：谁都不会认为那种比较是必不可少的，死者地下有知也不见得高兴。再说，奎因从不认为自己才华横溢；即使在大谈文学的夜晚，这位经常被报刊炒作的人物也总是开玩笑地把自己比作泰斯特先生或者塞缪尔·约翰逊博士……他清醒地看到自己作品的试验性质：在新颖和质朴真诚方面可能有可取之处，但决不是满怀激情的。1939年3月6日，他从朗福德给我的信中说，我好像是考利3的颂歌，我不属于艺术，只属于艺术史。在他看来，没有哪门学问比历史更差劲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