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曹禺作品中的传统女性的问题并不复杂，但是又很多的朋友都不太了解曹禺作品中的传统女性，因此呢，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曹禺作品中的传统女性的一些知识，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问题的分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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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中重点描写刻画的女性人物是
日出中重点描写刻画的女性人物是陈白露。陈白露是曹桐扒禺在话剧《日出》中刻画的一个女性人物形象，遇到过局棚昌新潮文化的影响，最后却沦为上流社会的社交花。《日出》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成就最高的剧作家曹禺先生的第二部剧作，巴金曾评价其和《阿Q正传》《子夜》比肩为中国新文** 动中最好的收获。《日出》是以黎明、黄昏、午夜、日出组成的四幕剧，寄托了作者对于损不足以奉有余之现实的强烈控诉与批判，及对东方红日的迫切和羡期待。
分析曹禺雷雨中女性蘩漪，四凤及侍萍的性格特征
你是学文学专业的吧 这有篇文章 给你看看 浅谈曹禺《雷雨》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 曹禺在《雷雨》中塑造了蘩漪、侍萍、四凤三个女性，“她们都泥鳅似的在情感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用心来拯救自己，但不管怎么挣扎，怎么呼号，也难以逃脱悲剧性的命运” ① 。曹禺用他的敏感和睿智，紧紧把握时代的脉搏，以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塑造了这三个让人无限同情的女性人物形象，折射出当时社会的腐朽和罪恶以及人性的沉沦和挣扎。从而使《雷雨》具有更深刻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 女性、形象、悲剧 一、引言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潜江，中国现代杰出的戏剧家。毕业于清华大学并以优异成绩考取该校研究生，从事戏剧研究。1933年，年仅23岁的曹禺完成了他的话剧处女作《雷雨》，从此蜚声文坛。 话剧《雷雨》是一部纠缠着复杂的血缘关系和聚集着许多巧合但却透露着必然性的悲剧。周朴园虽曾留学德国，又是一个现代厂矿的董事长，但他的性格冷酷、自私、虚伪。三十年前，他的家庭为了给他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小姐，硬是把与他相爱并为他生了两个儿子的侍女侍萍逼出家门，使她掉入了绝望的深渊。他以为她已投河自尽，而侍萍却被人所救，嫁给了一个下层佣人鲁贵。岂料三十年后，鲁贵到周家当差，他与侍萍所生的女儿四凤也成了周家的女仆。四凤重蹈母亲的覆辙，与周家大少爷周萍（实为她同母异父的哥哥）发生了恋情，并已有孕在身。但他们的爱情却带着内心的隐痛，四凤因门第悬殊而担心命运不济，周萍则担心曾与他发生过乱伦之爱的继母繁漪不会轻易放过自己。不谙世情，率性单纯的周家次子周冲，也宣称他喜欢四凤。侍萍因找寻女儿来到周家，平生最让她担心的事情到底还是全都发生了，她感到老天太不公平了。当血缘的谜底被揭破之后，惨绝的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四凤自杀了，周冲触电身亡，周萍开枪自杀，繁漪疯了，侍萍痴了。 表面看来，《雷雨》写的是一出血缘扭结下的家庭悲剧，然而实际上它所揭示的是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下中国人的社会悲剧和人性悲剧。封建的幽灵徘徊在黑暗的现实中，它扭曲着人性，扼杀着无辜的生命。 二、尴尬可怜,境遇悲惨追求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新女性 —— 蘩漪 蘩漪出身于名门大户，受过良好的教育。 “五四”时期接受过新思想的影响，向往自由美好的爱情。追求个性解放，她聪明、美丽，也很矜持、倔强，是个“** ”的女子，按正常的发展道路，她可以成为大家庭的主妇或书香门第的贤内助，成为贤妻良母的典型。但特殊的经历和遭遇，改变了她的命运，也改变了她固有的性格。她嫁给一个比自己年长二十岁的丈夫，婚后生活很不幸福。因为周朴园是一个专横自私的伪君子，他把蘩漪当作玩物和傀儡，甚至把她肆陵置于自己的压制奴役之下，使她不仅得不到爱情的幸福，还失去了人的尊严和个性自由。这就预示着她不能不为改变这种命运而有所作为，“五四”新思潮兴起以及周萍的出现，使她那多少有些麻木的思想苏醒了，燃起了她追求自由爱情和个性解放的烈火。直到周萍的出现，她把自己的爱情、名誉乃至命运交给了周萍，她的追求得到了暂时的惬意然而是悲剧性的满足。但花心的周萍很快发现四凤比她有着更多的诱惑力，于是抛开蘩漪，另寻新欢，暂时“得救”的此咐蘩漪又陷入痛苦不幸的深渊。这样，繁漪的一生就经历了两次受骗；嫁给了一个冷酷的丈夫，爱上了一个无情的情人。这两次受骗，使她发出了“一个女子，你记着，不能受两代人的欺辱” ② 的报复宣言。她的性格的独特性，她那又爱又恨，能忍受，又会报复的心理都应当从这两次受骗中得到解释。本来，摆在她面前的是—条平常女子常走的贤妻良母的道路，但由于两次受骗，使她落到“妻子不像妻子，母亲不像母亲”的地步，这种既尴尬又可怜的处境，必然会在她的性格上投下不寻常的阴影，使她产生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无法产生的思想性格。由情而仇，由爱而恨，爱的执着，恨的强烈，成为森雹纯“一片浇不息的火”、“—柄犀利的刀”，一个最富有“雷雨”性格的人。 蘩漪的反抗是独特的。她敢于“出格“发展到所谓“乱伦”，说明她敢于藐视传统，她的追求更为强烈，并且对于封建家庭和礼教来说更具叛逆性。 三、软弱善良、苦难深重的母亲 —— 侍萍 侍萍作为一个旧时代的下层妇女，她的人生已被分成两部分：一半属于丈夫；一半属于儿女。她希冀在默默无私地为他人奉献中得到对方的关爱与理解，从而确证自己存在的价值。然而侍萍命运的悲剧性却让这汪纯净的生命之泉慢慢干涸，直至枯竭。 女人前半生的幸福往往押在婚姻的赌注上。少女时代的侍萍与周家少爷周朴园定情，并为他生下两个儿子。然而周朴园狠心的遗弃，毁灭了少女的爱情之梦，失贞的耻辱永远地葬送了侍萍通过婚姻可能获得幸福的人生坦途。因此，她绝望于爱情，也失去了追求爱情的权力。这段感情令她受尽折磨，背负着失德的十字架艰难前行。可以肯定地说，周朴园的背叛彻底毁灭了少女侍萍的“纯真”。 没有了爱情，余下的就是必须生存的现实。侍萍遇人不善地嫁了两次，与鲁贵的结合显然也不是幸福的。鲁贵鄙贱失贞的侍萍，待其如奴仆般吆喝训斥，侍萍只能以沉默来拒斥这个她极端厌恶的男人。因此，被迫选择的婚姻也没有结侍萍带来解脱，相反只是在一次次廉价的自卖中践踏着作为人的尊严。前半生的侍萍最诚挚地奉献过爱情，却遭到背弃；试图经营家庭，却倍受歧视。沉重的现实境遇使她逐渐丧失了爱人的能力，侍萍生命的一半早早地枯萎了。 中年的侍萍悉心于照料儿女，作为一个母亲，她关爱着自己的孩子，她总是竭尽全力地张开羽翼为儿女们这风挡雨。她毫无保留地将后半生的幸福押在儿女的回报上。然而命运之神所安排的“回报”却彻底击垮了这个善良的母亲。面对长大成人的长子周萍，侍萍的隐忍与欣慰矛盾交织，只一句“我是——你打的这个人的妈。”将母亲想认而又不能认子的悲哀浓缩到无尽的心灵空间中，侍萍清楚地意识到她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这个儿子。生长在两个不同家庭，代表着两个截然对立阶级的兄弟周萍与鲁大海之间必然的阶级冲突又让侍萍在“手心手背都是肉”的矛盾中备受煎熬，心力交瘁。可是命运还在步步紧逼这个满身疮伤、苦难深重的母亲，向她追讨三十年前的“旧账”。女儿四风与异父兄长周萍的乱伦令侍萍猝不及防，前半生的“罪恶”由此将她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尽管待萍以最大的勇气独自吞咽着儿女们为她酿制的苦酒，一场势不可挡的大雷雨摧毁了一切，侍萍彻底失去了生命仅有的支撑。如果说前半生失去爱情的侍萍还能麻木地生存，后半生失去亲情的侍萍则一无所有，她所奉献出的都成为前半生的赎罪，彻底绝望的侍萍别无选择地疯狂了。活生生的侍萍在命运安排下逐步走向死寂的绝境。她沉默的人生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她自始至终地关爱他人，以最大限度忍耐别人给她造成的伤害，不断退让地守着生命的底线。戏剧大师曹禺将所有苦难集中于侍萍一身，也许意义正在于证明：人必然会经受苦难，即使他（她）默默无闻。面对苦难，人无法选择，只有去面对、去接受。侍萍的悲剧是一曲用心良苦的命运挽歌。 四、摇钱树、母亲、天使，雷雨中凋零的花 —— 四凤 四凤在曹禺的《雷雨》中是一个重要的悲剧形象，四凤的形象简单而复杂，在不同的人眼里她表现出不同的一面。她出身低微，是周公馆的侍女，与高贵身份和具有“雷雨”式性格的繁漪有着明显的区别。剧本开篇就介绍了她，着重展示了其性格特征。她有“过于发育的乳房”，“一双大而有长睫毛的水灵灵的眼睛”，“很宽很厚”“红艳艳”的大嘴，“一对笑涡”和一双“很白很大”的手，活脱脱勾勒出一个18岁纯情的美少女。 在父亲鲁贵的眼里，她是自己和周家搭上关系的“摇钱树”。父亲鲁贵认为她有姿色，能够攀上富贵人家，成为他可以利用的最大一笔财富。虽然明知周萍有乱伦行为，却默许四凤与他相好，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向女儿敲诈钱财来满足自己无限的吃喝玩乐。作为亲生父亲，故意向她泄露情人与繁漪私通关系，看到女儿痛苦的神态感到心满意足，教育她市侩地做人，看开点，别糊涂，只有钱是真的，是最可靠的。 自幼失去母亲的周萍渴望母爱，而和后母之间的乱伦关系让他产生道德的罪恶感，四凤的出现使他眼前一亮，他觉得她“新鲜”有“青春”有清纯的未经雕琢的自然气息，这些都是周萍所缺少的。为了从和后母乱伦的罪恶感中解脱出来。他紧紧抓住四凤，“当四凤委身于他，他发现了内心的太阳，这才是他所需要的女人，能够给他带来心灵的宁静，生命的复苏之感”。四凤不了解他却能给他以生存的安全感，单纯可爱，尤其她具有自我牺牲的母性情怀，在生活方面无微不至照顾他，能大度原谅他的过错，符合他多年来内心苦苦追求的贤妻良母形象。在四凤面前也有男子汉的威仪与自信，控制别人的成就感，彻底改变他在后母繁漪面前被动局面。四凤清纯的形象是生母侍萍的再现，他对四凤的感情实际上是恋母情结。 周冲是周家的二少爷，接受过新文化的影响，是处于青春期很单纯的阳光男孩。四凤是他梦中的天使，他总是设法接近她，找她打网球，争着挪花盆。他真诚告诉母亲，“四凤是我认为最满意的女孩子。她心地单纯，她懂得活着的快乐，她知道同情，她明白劳动有意义。”与娇生惯养的小姐相比，是个“聪明有感情的人”，没有接受过教育是“她唯一的缺点”：不同与一般的下层女孩子，“她是最纯洁、最有主张的好孩子”。 四凤是一个平凡的女人，有其自私软弱的一面。为了周萍，她伤害过单纯的周冲，欺骗了母亲与哥哥，甘愿充当堕落的女人。作为稍异于传统女性形象，她从来没有新女性冲破父权家庭大胆追求爱情的豪言壮语。在与周萍相爱依然慑于以老爷为首的等级制和害怕情人的抛弃，加上母亲和哥哥的反对以及她自身所需面对的生存困境使她处于惶恐之中。在两性爱情上她始终以仰视的姿态来看周萍，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这个“情感与矛盾的奴隶”身上，她能逃离家庭的制裁，却逃脱不了命运的捉弄。四凤的悲剧在于她与周萍的相爱，四凤对周萍的爱是真诚的，他对四凤虽也有爱，却不过三分，而七分是有钱人家公子玩弄丫头的做派。雷雨之夜，她跪在母亲面前诅咒，发誓永远不见周家的人，但她腹中却已有周萍给她造成的三月孕。最后，她得知周萍竟然是他的同母异父哥哥，在雷雨中冲出家门，触断落在地的电线而死。 结束语： 在《雷雨》中，作为处于下层侍萍的悲剧是显而易见的，她不仅失去了所爱，而且经历了生活的种种磨难。富家太太繁漪也同样感到“十八年生活在这活地狱里”，她无所顾忌地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却又绝对不可能得到，最后连自己惟一的儿子也丧了命。善良美丽的四凤或许只想得到自己最应该得到的一份真挚的爱情，但是，命运的悲剧却并不会放过他们，最善良纯洁而又弱小的四凤最后都只能付出生命的代价。《雷雨》就是这样把人间最惨烈的悲剧展示给人看。他们的悲剧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生活，抨击黑暗现实，诅咒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关注人的灵魂与命运，追求充满活力的完美人生，呕歌向往中的光明。他的戏剧，结构缜密，冲突激烈，形象鲜明，得以在中国戏剧舞台上盛演不衰，保持着长久的艺术魅力。
曹禺笔下的女性形象主要有？
曹禺以他对社会现实的独特理解和感受，创作了一部部优秀剧作，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对妇女的悲剧命运，给与极大的关注，抒发了他内心巨大的热情。曹禺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取材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在此基础上再现各阶层妇女悲剧命运。曹禺笔下的女性形象大致分为腊袭以下三类: 一是受到新思潮的感染、时代的感召，勇于追求个性解放，开始觉醒，开始具有反叛意识的资产阶级新女性，如繁漪、陈白露、愫方、瑞贞等。二是旧中国受奴役和凌辱的劳动妇女，如侍萍、四凤、小东西、翠喜、花金子等。三是凶悍皮局链、奸诈、自私的旧家庭中妒妇形象，如曾思懿。在这些形象中，作者或刻意挖掘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旧思想旧传统的大胆叛逆，以及由此产生的苦闷彷徨的心境；或着力揭示出劳动妇女的悲惨人生；或揭开旧家庭妇女头上看似权势者的神秘面纱，揭示出旧礼教鲜为人知的残酷和罪恶，以深深的同情和严肃的社会责任感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鸣冤呐喊。
曹禺笔下的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大都聪明、美丽，并且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她们受过“五四”运动的影响，具有时代新思潮。她们追求自由平等，追求个性解放，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对幸福的爱情充满了渴望。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诸多复杂因素，她们被囚禁在不同的笼子里，成为男人的玩物和精神奴隶。繁漪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她是周朴园正式迎娶的太太，18年前，周朴园用骗取鲁侍萍的同样的方法把她骗到周家。18年来，在周朴园的牢笼里，原先活泼的“金丝鸟”被活活的困住了。残酷的精神折磨，把她“渐渐地磨成石头一样的死人”。18年来，她看透了周朴园伪君子的面孔，她也深知“周家的空气满是罪恶”，她只好“安安静静的等死”。曹禺认为，繁漪是有“火炽的热情，强悍的心，她敢于冲破一切桎梏”，“有着美丽心灵”的女性。其实燃孙，繁漪的要求并不高，他所渴望的只不过是一个正常人所应有的温暖和自由。正是因为这样，当周萍的出现，并以平等的身分向她吐露心声，使她感到无限的欢欣和温暖，从而点燃她心中希望的火花，重新唤醒对生活的欲望和憧憬。繁漪的理想也非常可怜，她曾对周萍说：“你不能看见一个新的世界，就一个人跑。”她所谓的“新的世界”，只不过是逃出这个罪恶的家庭。在残酷的现实中，繁漪就连周萍那样的逃脱也没有可能。她痛苦的说过：“我逃不开!”周朴园专横残暴的统治，禁绝着繁漪一切正常的见解和行为以及一切合理的正当的要求。也正是这样的环境，使她变得乖戾、阴鸷，以至走向极端。于是，在这个畸形的家庭中，产生了这样畸形的乱伦关系——继母和继子的乱伦。虽然繁漪、周萍在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下相知相爱，但在反封建的战场上，由于周萍的怯懦，繁漪失去了精神依托，在儿子周冲触电身亡，周萍自杀等打击下，被逼成了疯傻女人。在周家，繁漪表明一种时代的气息，它说明“五四”以来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潮也渗到黑暗王国里来了，并且在冲击着据守在资产阶级家庭里的封建堡垒。繁漪，她生命的火花，照出了那家庭的罪恶和社会的黑暗。她抑压的力量，捣毁着传统的秩序，促使罪恶家庭的崩溃，具有雷雨的性格。
陈白露是曹禺笔下的又一知识女性，她在污泥中挣扎又苦于难以自拔。她曾经受过“五四”思潮的影响，热情而富有幻想，为追求个性解放，只身闯进光怪陆离的社会，当上了交际花，被潘月亭等黑暗势力所包围，奇特的生活经历使她的性格极其复杂。在物质上，她过着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生活。她抽烟、酗酒、打牌，和鬼一样的人厮混，玩世不恭。看似倔强，不知羞耻，但内心痛苦、精神空虚。她不甘堕落，具有善良的一面，也有一定的正义感。当孤女“小东西”受到黑三的迫害时，她冒着风险去救“小东西”，因而她和纯朴、正直的方达生保持一定的感情联系。她憎恨潘月亭之类的人物，特别是救“小东西”一事，更表现了她的善良和强烈的正义感。方达生曾唤起过她对生活的某些憧憬，然而她不愿意跟着他去过贫苦的生活，她贪恋“出门要坐汽车，应酬要穿好衣服”的优厚的物质享受和舒适生活，整日和潘月亭、张乔治、顾八奶奶等人渣混在一起。张乔治有钱，所以她愿意和她交“朋友”，潘月亭有许多的钱，所以她愿意为她献出年轻美貌的肉体。潘月亭的破产，使她断绝了经济来源，最后，在精神崩溃和债务逼迫下，她感到绝望，最终怀着矛盾、痛苦的绝望心情，在日出之前服药自杀。陈白露的悲剧，是旧中国黑暗的社会造成的，特别是罪恶的买淫制度，使她一步一步陷入悲剧的深渊，她的一生是被金钱统治的旧世界吞噬掉的。
曹禺笔下的劳动妇女，正直、善良，都有着苦难的人生和悲惨的遭遇。侍萍、四凤、小东西、翠喜、花金子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三十年前，年轻美貌充满活力的丫鬟侍萍与周家大少爷相爱，满心想有一个美满的将来。谁知周家为了迎娶门当户对的小姐，在大雪纷纷的除夕之夜，侍萍带着刚刚出世三天的二儿子被赶出家门。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走投无路，被迫投河自尽，幸被救起。三十年来，她经历了许多痛苦坎坷，仍然坚持抗争，从不屈服。她对周朴园不抱任何幻想。她拒不接受周朴园的施舍，把五千元的支票撕得粉碎，并痛斥周朴园等人“是一群强盗”，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崇高志气和朴素的阶级意识。三十年后，女儿四凤重蹈覆辙，母女皆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各自承担着悲剧的重压。侍萍身份的暴露，揭开四凤和周萍同母异父的兄妹关系，四凤不堪突如其来的打击，冲出房门，触电身亡；从此，侍萍变得又疯又傻。
翠喜是剧作《日出》中低层妓女，她心地善良，用卖身的钱养活瞎眼的丈夫、年迈的婆婆和年幼的儿子，独自一个人默默的承受身心的凌辱和巨大的痛苦，苦苦支撑起这不幸的家庭和艰难的人生，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曹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这堆‘人类的渣滓’里，我怀着无限的惊异，发现一颗金子似的心，那就是叫做翠喜的妇人。她有一付好心肠……即使在她那种生涯里，她也有她的公平。令人感动的是她狗似地效忠于老爷的行为，和无意中流露出来的对那更无助者的温暖的关心……这是在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里最黑暗的一个角落，最需要阳光的。”① 而翠喜却把温暖和爱无私的给了别人。当小东西向翠喜诉苦说“我实在过不去了”，翠喜用自己惯于在苦海里挣扎的精神安慰她：“这叫什么话，有什么过不去的。太阳今儿个西边落了，明儿个东边还是出来。……什么苦都怕挨，到了还是得过，你能说一天不过吗？”小东西是另一个受害对象，她虽然只有十五六岁，却有一颗不甘屈辱的心。有一身傲然正气。她不肯屈从大流氓金八，敢打金八的耳光，打狗奴才王福升的耳光。她被卖到宝和下处三等妓院，非人的折磨，终于使她走上上吊自杀的道路，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向吃人的社会发出愤怒的控诉。
花金子是曹禺在《原野》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她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仇虎是她的未婚夫，她深深的爱着仇虎。恶霸地主焦阎王霸占了仇虎的土地，活埋了仇虎的爹爹，将妹妹迫害致死，并把花金子强占为焦家的儿媳妇。身份的变化并没有改变花金子受凌辱受奴役的地位，瞎婆子焦氏经常用极其污秽恶毒的语言诅咒凌辱她。最终下定决心，跟着仇虎逃出了这人间地狱。
分析曹禺《雷雨》中周朴园、蘩漪形象
周朴园是一位既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又有封建** 思想的新兴资本家形象。他的性格特征，主要是通过他与侍萍、蘩漪两位女性形象以及他与鲁大海等人物的关系表现出来的。周朴园与侍萍的关系以及感情问题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以前一般认为，周朴园从一开始就只是封建家庭的纨裤子弟，他与侍萍的关系充分暴露了他虚伪的本质，他的行为也就是“始乱终弃”的典型，先诱骗了侍萍，后又为了与门当户对的小姐结婚而抛弃了她，只是当他知道侍萍投河自杀后才为了自己的良心而产生了忏悔之情。伏亏但现在一般认为，周朴园在年轻的时候也是受新思想影响的年轻人，也曾有过想挣脱封建家庭的束缚，要追求自由恋爱和婚姻的理想，因此，他对侍萍的爱是有过真情实感的，只是同《家》中的觉新等许多封建家庭的子弟一样，性格中也有懦弱的一面，不能与自己没厅带出身的阶级彻底决裂，最终又回到封建的阵营之中，背叛了侍萍，也背叛了自己的理想。因此，他对侍萍的思念也不能就说是一种虚伪的表现。而当侍萍出现在他面前时的翻脸，也正是他不敢面对现实，也不想改变自己现状的懦弱的表现。作家通过周朴园与侍萍的关系，主要考察了他的历史，而通过他与蘩漪的关系，则集中展示了他在现实中作为一个封建** 家长的表现。而他与鲁大海，以及与鲁贵等人的关系，又从不同的侧面补充了他作为一个资本家的本质特点。
蘩漪与周朴园一样，也是一位新旧结合的人物，按剧中的提示，她是一位“受过一点新式教育的旧式女人”，这对于认识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十分重要。正因为如此，她才既渴望自由的爱情，又无力摆脱家庭的牢笼，甘愿受周朴园的凌辱。蘩漪虽然是周朴园明媒正娶的妻子，但只是他的第三任妻子（第一任是侍萍，第二任是赶走侍萍后娶的名门小姐），两人只有夫妻之份，并没有夫妻之情，周朴园当着周萍、周冲两个儿子的面*她喝药的细节就是明证。在这样一个新旧渗半的女性身上，作家有意识地强调了“原始的野性”，而点燃这一野性的火种，就是五四时期所有年轻人都向往和渴望的“爱情”。我们也可以看到，蘩漪之所以像几乎所有的大宅院中的姨太太一样阴差阳错地爱上了丈夫前妻生的大少爷，并不是因为她天生的**，而是环境所迫，在她平时接触的人中，无人可爱。而她从来就没打算走出家庭（在这一点，她实际上并不如娜拉勇敢），也与她是一个“旧式女人”有关，她不愿也不敢走出家庭，一方面是因为她没有自立的能枯芦力（这与社会有关，娜拉的教训是很好的前车之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不愿放弃养尊处优的太太生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在蘩漪身上，作家并没有像五四时期的许多作品一样，要体现“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她与周萍的相爱，并不是为了反封建，也不是为了追求个性解放，除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之外，更重要的是为了对自己丈夫不尊重自己的一种报复。而在她的思想深处，有许多沉重的无法消除的封建思想意识，如她很看重“名分”，即使是与周萍相爱也有一种想摆脱摆不脱的“犯罪感”，对周冲与四凤的相爱，也觉得门不当户不对，自己已经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但仍然用封建婚姻的标准去要求（实际上也就是残害）下一代。蘩漪的种种表现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个人物并不是曹禺理想中的人物，但作家却对她充满感情，特别是对她的身上表现来的“蛮性”的原始力量加以礼赞，则显然与作家自己的人生经历和阅历有关。他从小受到的家庭压制和由此形成的软弱性格，在蘩漪身上，都找到了可以寄托的载体。人总是越缺乏什么，越是希望得到什么。
谁有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研究概况
通过重读文本、重新解读曹禺前期剧作中的女性形象，挖掘出曹禺前期剧作中一些不同于同时代的作家们创作的特点，即淡薄由社会制造的名分、贞操、道德、伦理等观念和社会和文化构建的性别差异;用人性化的笔书写女性的生存境遇，解构人们编织的美好婚姻爱情神话，解剖了女性的悲剧的实质。
在中国戏剧史上，显然没有那个男性作家比曹禺对中国妇女付出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同情和理解。在他自创和改编的十三部剧作里都有着令人难忘的闪光的女性形象，个个丰满、立体、动态。这些女子或热情似火，或温柔善良，性格饱满鲜明，散发着独特的人格魅力。“在同时代的剧作家中，甚至现代文学作家中，还没有人有着他这样宽广的人文精神和人类情怀。”曹禺的戏剧答歼世界是一个爱女的世界。然而，评论界对剧中人物的解读多为传统的，大部分还停滞在“五四”时期文学批评的政治话语或意识形态层面。“时隔数十年，我们仍没走出‘五四’精英们的文化视野”。 一些文学批评家们认为，曹禺剧作中的女性也是男性话语霸权的产物。如，李玲从性别意识的角度，分析了作者的创作心理，即像普遍的中国现代男性叙事者们一样，把“女性主体性诬为对男性主体性的压抑，拒绝同情主动型女性的生命困境，以喜剧的态度丑化、嘲弄主动型女性 ……”沈庆利的文章中提到思懿的形象是男性基于自身对女性的恐惧而把主动型女性妖魔化的一个代表，并认为作者夸大了女性“原始情欲”特征是出于“作家深层意识里的性爱心态”。人们关注剧中的新女性形象，关注她们的反抗精神，关注由此而带来的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但却忽略了一点——这四位女角的身份——名分。
nIr!CVs4d.H0 在曹禺的四大剧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中，他对女主角的身份、地位的定位有其独到之处——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愫芳，可谓“第三者”，他人婚姻的插足者;陈白露，一个交际花，高级妓女，“大众情人”;花金子，和旧情人偷情的人;繁漪，“红杏出墙”且乱伦者。她们都处在为人“情人”的位置，都是没有“名分”的女人。她们的爱从传统的道德伦理角度来讲是不具有合法性的，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同。但在曹禺笔下，这些有着不一般身份、地位的女性形象，她们的“情爱”却享有相当高的地位。曹禺肯定、欣赏的是这样的主动追求爱情的女性，虽然她们没有合法的地位;他歌颂的是没有名分的情爱。 阁楼上的“病”女人。繁漪，一个有着太多争议、最具有“雷雨”性格的、被禁闭在阁楼上的“病”女人，名分上的婚姻没给带来她幸福。所以无视“界限”“规则”，走下“禁闭的阁楼”，寻找自由的世界，自我拯救。
一九三六年《雷雨》发表橘氏一年以后，刘西渭(李健吾)评论说：“在《雷雨》里最成功的性格，最深刻而完整的心清伍冲理分析，不属于男子，而属于妇女。”这个妇女当然是繁漪。而作者本人则明确表示，繁漪的身上拥有“最‘雷雨的’性格”，他是“怀着尊敬和怜悯”来写作这个女人的。
对繁漪这一悲剧形象及其典型意义的认识，存在的分歧主要表现在阶级论者们从意识形态角度来论争繁漪是一个“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新女性”; “站在常规道德之外的反叛，旧礼教绝不容纳的淫妇”，或是“一个生活在黑暗角落的旧式妇女”;或 “仅是一个深受性饥渴之苦的女子。爱情对于她来说，仅是性欲的代名词……”“我们在这性格复杂的女人身上，看到情枷欲锁之可怕”;一些女权主义评论者们则把繁漪“妖魔化”。 然而，繁漪这一人物形象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复杂，不能简单地用“新女性”、“旧式女人”、“淫妇”或“妖女”来定位。曹禺曾说过，他之所以起繁漪这个名字，是为了体现她坚强、刚毅而又复杂的性格，深邃而美好的内心，同样，他塑造的繁漪形象恰恰是这两个字的深刻内涵的外化。
曹禺欣赏这样的女性，但没有把她绝对美化，也没把这个世俗不容的女性“妖魔化”。对于繁漪的感情，曹禺是这样写的：“当她见着她所爱的，红晕的颜色为快乐散布在她的脸上两颊的笑涡也显露出来的时节，你才觉得出她是能被人爱的，应当被人爱的。”他认为 “必需有一种明白繁漪的人始能把握着她的魅惑，不然，就只会觉得她阴鸷可怖”。曹禺写出了繁漪为爱而坚强、为爱而软弱、为爱而痛苦、为爱而挣扎的女性的无奈。
通过对繁漪的塑造，不难看出作者所持的观点和主体意识。繁漪无视名分、身份、地位、道德、伦理，为了爱情，她宁愿放弃周家太太的身份，不惜违背伦理道德，做一个“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角色。曹禺非常赞赏繁漪的勇气，在《雷雨•跋》中说道：“我算不清我亲眼看见多少繁漪(当然她们不是繁漪，她们多半没有她的勇敢)。”为此，在剧中，他给了繁漪这样形象的行为许多个合情的理由：周朴园的专横，周萍的移情别恋，更甚之的是“烦躁多事的季节，苦热会逼走人的理智”。 曹禺在对繁漪和周萍的乱伦情的描写有别于如欧里庇得斯、奥尼尔等作家。特别是对繁漪，曹禺表现出了难得的理解、关爱和宽容。繁漪的悲剧并非是由“她的无法遏制的情欲与精神饥渴”造成的，也非“作者让繁漪用无耻的欲火焚烧了自己的皮肉，也无情地烧毁了一个被中产阶级伦理温情脉脉笼罩着的世界”。曹禺在肯定女性的情欲的同时，更多地强调了女性的“情爱”。这与当时“五四”时期的女性文学家们的观点和“五四”主流话语相合拍的。“只要是顺应爱欲本能的，便是崇高的、值得赞颂的;而违背这种爱欲，尽管符合‘名分’，却是罪恶”。
出走的“娜拉”。鲁迅在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里指出“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他在《伤逝》中给人们演示了“回来型”的“娜拉”——子君的悲剧性结局。《日出》发表和公演后，人们找到了“堕落型”的对应角色——陈白露，都称她为“堕落的娜拉”。对此，似乎大家都没有异议，都一致认同、赞成鲁迅先生的“娜拉”出走后的两条路——或“堕落”或“回来”说。
“堕落”二字在早期白话中有沦落、流落之意，常道堕落风尘;另一层意思指思想、行为的变坏，两种解释都隐含有道德价值评断。有评论称陈白露为“堕落了的资产阶级女性”，“另一类迷失于物欲、但不甘于沉沦的新女性”，“一方面身体依附于她所厌恶的有钱男人，另一方面保持精神遨游于自己的世界，艰难地保持着精神的贞节和自由……安于现状，以既玩世又厌世的态度对待人生，根本原因就在于她活着只为了自己，为了自己过得‘自由’、过得‘舒服’。贪图享乐使她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和群‘鬼’生活在一起。……体现了现代知识女性自私、利己的本性。”笔者认为，对于“出走的娜拉”陈白露来说，出卖肉体，非贪图物欲享受，那只不过是“不回去”的生存方式之一。女人用仅有的武器“性”来抗争，为自己争取生存的机会。女性出走的“路”并非“两条”，曹禺给“娜拉们”指出了“另一条路”——“睡去”。 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的陈白露像其他女人一样，最初，把终生托付给了婚姻、爱情，跟“诗人”相爱、结合，因不堪忍受平淡的婚后生活，为情感的失落而出走，心不甘地寻找，期盼着有奇迹出现，“这些年的漂泊教聪明了她，世上并没有她在女孩儿时代所幻梦的爱情”，她内心却依然对爱情存有幻想，这些矛盾都对立地存在着。当她自言自语地说道：“是啊，谁还能一辈子住旅馆!我大概真是玩够了，够了!我也想回家去了。”她已经找到一条最佳的出路——人生好比是旅途，死亡将是最好的归宿。
曹禺笔下的陈白露为自己能自食其力而骄傲——“我一个人闯出来，不靠亲戚，不靠朋友，能活就活，不能活就算。到了现在，你看我不是好好活着，我为什么不自负?”至于采用什么样的生存方式，陈白露并不在乎，“……但我弄来的钱是我牺牲过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我没有费着脑子骗过人，我没有用着方法抢过人，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因为我牺牲过我自己。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当旧日恋人方达生前来，一副拯救者的样子，想要感化陈白露，要她嫁给他时，遭到了陈白露的戏弄和拒绝。对其他的追求者们，陈白露更是不屑一顾。她很明智、清醒地认识到，对男人的依赖只能让自己失却独立的人格、失去自由，最终痛苦的还是女人。任何男人说出的美好的诺言都将随着时间而飘逝、随着生活的磨砺化为泡影。毕竟经历过一次婚姻，经历过一次铭心刻骨的爱。婚姻的失败使她对男人失望，对爱情疑惑。她离家出走，为了对爱情有个解释。然而多年来的对爱情的追问得到的答案是：“这些年的漂泊教聪明了她，世上并没有她在女孩儿时代所幻梦的爱情。”加之在她经济出现危机时，那些尾随她的男人们一个个离去，这一切加速了她的“睡去”。
剧中始终回响着这样一个声音：“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去了。”没有必要等待被“拯救”，“睡去”是女性自救的一条出路，“睡去”是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和蔑视;“睡去”是对自己生命的一个交代;“睡去”是新生的开始。正如《日出•跋》里所言：“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也必复活……” “原野”里的一朵野花。由于焦母的变态心态，被娶到焦家的金子不能和丈夫正常相处，夫妻之爱还得躲躲藏藏。每当她和焦大星在一起时，都受到焦母恶毒的咒骂：“活妖精，你丈夫叫你在家还迷不够，你还要跑到外面来迷。”焦母，宗法家长的代表，身为女人却忘了自己曾经也为人媳妇，也想和自己的丈夫恩恩爱爱过日子。
中国妇女作为“物”，不仅仅遭受男权势力和观念的压迫，终生依附男人，女子除为人妻为人母外，没有其他身份，更没有“自我”可言，盲从地听凭命运的摆布，毫无主观意志和能动选择可言;更可悲的是，她们还受到同性别的婆婆欺压，那些“多年的媳妇”熬成的“婆”婆们用母权的威力取代了父权，以母性“广大无边的力”制造了另一些女性的命运悲剧。而金子不愿重蹈别的媳妇那样的覆辙，不甘做一个贤媳良妇，她要力争到应该属于自己的一切，一个身心都完全属于自己的丈夫。_
花金子的背叛是焦母畸形的爱造成的，她的反抗是女性自主意识的自觉体现。她不甘受欺压，从对白中可看出金子从心底并没把“养汉偷人”当做是丢人的事，而是把当做一种报复的手段，所以才有了开场时金子对自己丈夫大星充满欲望的挑逗。这不仅仅是人类原始欲望的自然流露，更可贵的是它还是被压抑的人性对男权社会以及男权帮凶的抗议。但丈夫的表现令她极度失望，她指责焦大星：“你是个没用的好人。为着你这个妈，我死也不跟你这样的好人过”，“你还不配要金子这样的媳妇。”因此，金子见到仇虎时的“红杏出墙”便成为必然。
几千年来男权主义的统治导致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失落和泯灭，以往的中外文艺作品往往通过被压抑、被忽略的女性自主意识来认识作为人的女性的基本生存权利和愿望是如何被男权主义所抹煞和剥夺的。《原野》中，曹禺直截了当地表现了女性的原始欲望，特别体现在对野性十足的花金子的炙热如火的情和欲的描写，在她眼里，只有“爱、不爱”，没有该不该“爱”。虽然爱得偷偷摸摸，但她却爱得实实在在、真真切切。戴花那一段戏里，曹禺用了很重的笔墨来描写金子对仇虎的情感从欲到爱的升华。每一句狠狠的骂，都表现了她那强烈的泼野的爱。曹禺想要借此表现的是一种无拘无束的情欲和爱欲的结合，灵与肉的相融，肉欲到灵爱的升华。“从人本主义的角度，人类的性与爱不仅不是低俗的品性和行为，而且是很崇高的;不仅不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而且是很重要的。”曹禺讴歌了这本真的欲爱，没有任何杂念的，野性的爱情。
觉醒的“天使”。愫方是得到作者最多赞美的女性，是读者们，特别是男性公认的具有传统美德的淑女形象。她有着温柔、善良、贤惠、谦和、包容一切的性格和与心灵一致的外形，然而曹禺还是给了她一个没名分的角色——似“情人”却又非“情人”的位置。 从曹禺对愫芳的描述来看，她稳重、成熟、大方、温柔善良、有内涵、举止得体，似乎有别于他的前期剧作中的叛逆传统文化观念的女性形象，而回归到传统型，有被“天使化”的迹象。其实不然，愫方并非传统的、具有“三从四德美德”的、只会一味俯首帖耳的、唯唯诺诺的女性。她既有奉献精神，愿意为着自己所爱戴的人付出，也有自己的主见、有个性，不盲目地付出。当她对所寄予希望的人失望时，选择了自救——出走。
最初的愫方，在固守精神慰藉的困境中忍受煎熬，把爱情视为生命，以为活着应该是为自己所爱的人殉情。当“天”真的“塌”了，“哑巴”也真的“急得说了话”时，愫方意识到了以前的幼稚，意识到她所期待的只是虚幻的、自欺欺人的梦幻，她开始觉醒。心中虽免不了牵挂，还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个“家”。
与曹禺同时期的大多数男性作家极力讴歌女性的女儿性和母性，塑造出很多吻合他们心理期待的具有理想人格的女性角色，所谓“天使型”的女性，而这正是曹禺前期剧作力图驳斥的。繁漪、金子、陈白露背弃了几千年以来男权传统赋予女性的角色所指，有着张扬的个性，不顾及他者的眼光，不依赖他人。愫方和她们似乎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似乎处处被“他者”们束缚着手脚。她是曾老太爷的拐杖，曾家的保姆、佣人，曾思懿的出气筒，曾瑞芳的知心朋友，曾文清的心理寄托、栖息的港湾……然而，曹禺并没有一味地去颂扬愫方的“母性”和“女儿性”，在剧末笔锋一转，安排了愫方的出走。愫方的出走是必然的，是角色自身发展决定了剧终该走到那一步。所以说，曹禺并没有蓄意塑造出一个心中的天使，也没刻意塑造出一个叛逆。如果说愫方是“天使型”的女性人物的话，那么她应该是“出走的天使”、“觉醒的天使”。此时，曹禺的创作视角虽然受到一定主观因素的影响，主体上并无改变。
y 结语。曹禺借助于这一系列女性形象，表达了他的道德伦理观念、女性观、婚姻爱情观。体现在文本中就是他那率真的人文主义关怀和基本上不带主观色彩的叙述视角。他给女性们指出女性解放之路不是等待“他救”的救赎之路，而是一条靠自己的自救之路。只有这条路才是希望之路。曹禺之所以与同时代大多数的作家们观念不同，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社会原因。传统的中国文化中认为性即是恶，万恶淫为首。用三从四德等观念禁锢女性的性意识，使女人成为男性传宗接代的工具或男性的泄欲对象。“五四”新文化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妇女观的转变。“五四”主流话语倡导了婚姻自由、女性解放等。女性解放几乎成了“时代女性”的标签。被意识形态化的道德秩序、伦理观、贞操观、性爱观等也受到了挑战。人们开始对“欲”、对“性”重新认识。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结婚的爱》中阐明了性爱对于女性自救解放的意义：妇女问题只有两方面，经济的解放和性解放。这样的观念在欧阳予倩的作品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如《潘金莲》，为千古“淫妇”潘金莲翻了案，肯定了女性的欲爱，引起了轰动。在欧阳予倩的笔下，一改传统观念中的女性被动的模式，他笔下的少妇不再是男人的影子，而是能够争取主动权的、拥有独立人格的人。这一点与曹禺的创作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的剧作凸现了女性在性爱中的主动地位，对男性的权威位置的颠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田汉、郭沫若等前辈的作品，他们塑造的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离开了男性这一主体，她们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e 其二，个人因素。曹禺曾说过：“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是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讲这句话：‘我把人说清楚了。’”然而，曹禺的确把人，特别是把女人说清楚了。这与他“爱人，恨人、理解人、喜欢写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童年的孤独和苦闷形成了曹禺内向的性格，“他躲到房间里读书，他更躲到自己心里活着”，使得他有更多的机会思考问题、观察人和了解社会。他说过：“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受苦受难、秉性高贵，引起我同情的妇女。所以，我愿用最美好的言词来描写最好的妇女。”因此，他对女性的理解是人性的，其价值观不同于世俗的价值判断。家庭的“沉闷而令人窒息”，使得曹禺借用剧中的人物代替自己发泄心中的“受压抑”的“郁热”，替代自己潜意识里的反抗意识。所以出现了一系列反家庭的女性形象。“家”对于曹禺来说是一个噩梦，曹禺前期剧作中的家都成了囚禁个性的牢笼。
繁漪走下楼梯，从阁楼走入客厅这一公共空间，拒绝喝药、看病的一系列举动无疑是对那伪装成关怀的“禁闭”表示的对抗，是对夫权制的解构;陈白露从家庭走出，来到社会这一个大的男权世界的空间，与他们较量;花金子对抗的是男性霸权话语的帮凶焦母;与愫方做对的是已经沾染并拥有男性话语霸权地位的曾思懿。结果当然不言而喻。这些女性们都曾经把自己的幸福押在男性身上，后来才慢慢醒悟。有的觉醒太晚，毁灭成为必然。醒悟早的则走出了小家庭的男权的樊篱，然而却难以逃脱渗透了男权意志的整个社会的秩序牢笼。 曹禺的道德伦理观念、女性观、情爱婚恋观与同时代主流话语相背离，却是超前的。他的创作有着现实意义和跨时代的意义。他剧中的女性悲剧说明了一个必然——女性由私人空间走入公共空间等于侵入了男权世界，要么介入，意味着同流合污，像焦母、曾思懿;要么对抗，意味着威胁和动摇着男权社会的稳定，必然遭到男性的反击，也就意味着会是死路一条，这是生活在男权世界的必然后果。曹禺意识到了这样的悲剧是性别悲剧，不是时代的，是永恒的。只能依靠自救，女性才有获得新生的可能。所以，即便是在他的后期和解放后期的创作中，也没有出现依赖于男人拯救的女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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