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孙无忌为什么害李恪（长孙无忌为什么不帮李泰）

生活经验045

本篇文章给大家介绍长孙无忌为什么害李恪，其中有些内容可能会涉及到长孙无忌为什么不帮李泰的知识，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本文目录：

长孙无忌为什么要杀李恪

李世民既然里了高宗.怕李恪窜位.也为了政治需要.所以就给杀了

李治当了皇帝后，长孙无忌为何还要杀害李恪，是因为他不收敛吗

不是，历史上的李恪似乎没有过多的去争夺太子之位，只是他才华横溢，在大臣和百姓之中的威望也最高，长孙无忌想专权，李恪对其始终是个威胁。

长孙无忌为什么害李恪（长孙无忌为什么不帮李泰）,第1张

我和你一样对李恪很感慨，下面是我之前写的一篇感言，发表了一下自己感想，你可以参考看一看

大唐之殇 李恪

记得几年前，我第一次看到李恪的故事时就很为他感慨，李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三子，也是众多皇子中最有才华和胆识的的一位，在大臣和百姓心中威望也最高，他的母亲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前朝公主，值得一提的是，隋朝的开国皇后独孤皇后和唐朝的开国皇后同为北周大司马、河内公独孤信的女儿，而这两位皇后又分别是隋炀帝杨广和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所以杨妃乃是隋唐两大望族的直系血亲，且可以说是李世民的表妹，身份尊贵，她的儿子李恪也就是两朝帝脉。可是这样的身份加上并非嫡出却注定了他无缘皇位以及他的悲剧命运。我想，李世民应该是喜欢他这个儿子的，但帝王业也有帝王的无奈，长孙皇后是他非常敬重的一位皇后，他可以不考虑后妃，但必须要考虑到朝堂，本来或许还有一丝希望的，在长孙皇后的长子李承乾和次子李泰相继被贬黜的情况下，李世民想立李恪为太子，却遭到以长孙无忌为首的群臣的极力反对，最终立了皇后第三子李治为太子，李治虽为嫡出，可是生性懦弱，以致让唐朝出了个夺李氏江山的武则天，武则天的统治虽然有成效，但却是残酷的，她对李氏子孙大开杀戒，还任用酷吏打击不满她的朝臣，可以说，立李治为太子是个极大的错误。李治即位后，长孙无忌利用房遗爱谋反案诬陷李恪，李恪被逼自杀，同是还牵连了很多李氏皇族，包括中山郡王，至此长孙无忌相权已经高于皇权，但后来武则天用同样的方法让反对她当皇后的长孙无忌被满门抄斩，可怜长孙家族也是北魏皇族拓跋氏的后裔，这或许便是历史的相似之处，我虽然为李恪感到悲哀，但我也不能过多的去责备长孙无忌，因为在那个时代成王败寇便是法则，只是可叹长孙无忌选错了路，但我先无论他当是扶持了怎样的太子下场都应该会差不多，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帝王会容忍皇权受到威胁，即便懦弱如唐高宗，也会和武则天联合起来企图以“废王立武”来打压长孙无忌的势力，何况皇帝身边总会有其他有野心的臣子。值得庆幸的是李恪的家族因为当时实力微弱不会威胁到武则天得到了保全，看来胜负输赢永远不是绝对的。因为武则天的排除异己导致了李氏皇族的衰落后来她虽然恢复了李氏江山，这一切，却已无法挽回。说起来，中华五千年文明最盛时是在唐朝，而唐朝跨度也不到三百年，兴盛也不过三个皇帝，至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后期安史之乱后，唐朝就整个衰落下去了，之后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刘李党争，皇帝基本上没什么权利。所以我在感慨，这也是许多人的感慨，若当时李世民立的是李恪为太子或者李恪像他父亲一样再发动一次玄武门之变，或许一切都会不同，李恪不亚于武则天也可以说是高于武则天的政治才能会把唐朝推向有一个高峰，虽然不排除李恪恢复隋朝江山的可能，但至少对于整个历史的进程来说是有益的。但历史便是这样，可以让人感慨，却无法去改变。正如我曾经也想过，若是太平公主没有被李隆基逼死在大明宫，而是向她的母亲一样成为女皇，或许唐朝也不会那么快衰落下去。

话题再回到李恪身上，几千年过后，李恪已成为历史人物出现在影视作品中，现在涉及到李恪的电视剧不少，但最深入人心的还要数《贞观长歌》，说起来，我一向是不喜欢历史正剧去虚构历史的，但《贞观长歌》对于我来说却是个例外，虽然这部剧对对于李恪的形象有所毁坏，为了迎合剧情发展，给李恪无缘太子之位找到其自身的理由，把李恪塑造成一位虽才华横溢，却急功近利，不给自己留丝毫余地，且心胸不够宽广的的一位皇子，但是聂远着实是演出了属于李恪的那分气质，正因为如此，很多人才会为了看聂远演的李恪才会去看这部《贞观长歌》，同时，一部《贞观长歌》也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李恪这样一位悲情王子。很喜欢李恪在得知父皇里李承乾为太子后喝醉酒时的那句台词：“我的母妃是一个陪衬，我也是一个陪衬，我不怕死，只怕是做一个陪衬。”这句话深切表达了属于李恪的悲伤，在看《贞观长歌》时，我是希望一直李恪能当上太子的，虽然明知不可能，但还是怀着这分希望，只是因为在我看来。只有他才能驾驭这权力。

现在，我写下了这篇文章，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小愿望。一直以来我都是很喜欢历史的，历史上有很多人陡然我很感叹，无论是汉昭帝刘弗陵那位为家族牺牲的的皇后上官小妹，还是立志革新却是在位时间最短的唐顺宗等等，所以我一直都想写出自己的感慨，今天我算是完成了自己的这个小愿望。希望看过我这篇文章的人能因此认识李恪，喜欢历史。

李治为什么杀了李恪？

因为长孙无忌诬告李恪谋反，所以李治杀了李恪。

永徽元年，李恪时为高宗李治在世最为年长的兄长，授开府仪同三司，官拜司空，并被授予梁州都督的官职 。不久之后，又被改封为都督安随温沔复五州诸军事安州刺史。

永徽四年年初，因高阳公主告房遗直对自己无理，从而引发了初唐时期最大的一桩政治冤案。房遗爱为活命想效法纥干承基，遂长孙无忌心意而诬告李恪谋反，致其遇害，根据墓志记载：永徽四年二月初二，李恪在长安宫禁之内被缢杀，年约三十四岁。

扩展资料：

显庆五年，在长孙无忌获罪之后，李恪被唐王朝追封为郁林郡王，并得以立庙祭祀，任命河间王李孝恭的孙子李荣为郁林县侯来作为李恪的继承人。

李恪在获罪赐死后，墓志记载唐王朝特别优待以国公之礼将其下葬，可见李恪在被赐死时已被废为庶人，也就是说，其皇族的身份在当时被剥夺。而显庆五年的追赠，表明唐王朝重新承认了他李唐皇族的身份，这是其初步的平反。

但是，高宗作为这场冤案的施害者之一，毕竟难以完全否定自身的作为，所以并未在第一时间赦免李恪的四个儿子。光宅元年，李荣获罪，而李恪四子此时得以赦免，这才让其长子李仁承袭父亲的爵位。

李世民儿子李恪怎么死的，李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李恪自小便聪明机敏，被长孙无忌陷害谋反，最后被谋杀致死。只能说生在皇室便有生在皇室的悲哀，李恪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是杨广的女儿，按理说也是出身显贵。说来这也是位传奇的皇子，两岁，便被封为郡王，十岁，便晋升为蜀王，可见李恪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唐太宗也非常偏爱这个儿子，对他的管教十分严格。李恪还因为与乳母的儿子赌钱被免去了官职。李世民专门写了《劝子书》教导李恪做人的道理，告诫他要有治国的胸怀。李恪也都一滴滴记在心里，自此之后也从未犯过大错。

但是即便这样，他最后让落得个惨死的下场。皇室之争，本就是明争暗斗，你死我活。亲情在皇室一族本就薄弱，虽然李世民对李恪赏识有嘉，有心立他为太子。但怎奈他的对手太强大，当时能够有能力与李恪争太子之位的正是长孙皇后的儿子李治。而李治的舅舅正是大唐朝的重臣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不但是开国功臣，而且身居朝廷多年，早就培养了一大批自己的势力。而对于李恪来说，势力相对单薄。为了将皇位留在长孙家，长孙无忌一方面极力反对李恪成为太子，另一方面，寻找各种办法来陷害他。

而就在这个时候就恰好有把柄送来。唐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为了和房遗爱的哥哥房遗直争夺家产，诬告房遗直对自己无礼，直接给了长孙无忌调查房家的理由。而房家恰巧是李恪一党，高阳公主这一闹，不但给自己和夫君扣上了谋反的罪名，与房家交好的李恪也被带进了坑，被扣上了谋反的帽子。如果没有长孙无忌的陷害，也许大唐的格局也会修改。

大唐谜案：长孙无忌为何杀吴王李恪

长孙无忌进一步剪除魏王李泰的党羽。岑文本、刘洎、马周虽然已经去世，但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柴绍的儿子柴令武等李泰的支持者还在。长孙无忌最想害死的是李泰（此时李承乾已死）。但高宗素来友爱，不仅死活不肯答应，反而对这个落魄的哥哥极为照应。贞观二十三年（649）十二月，他下诏为濮王李泰开府置僚属，“车服珍膳，特加优异”。但李泰心情抑郁，于永徽三年（652）十一月病死了。李泰一死，迫不及待的长孙无忌立即就对房遗爱等人下手了。

长孙无忌的画像

房遗爱等人虽是李泰的支持者，但是高宗即位后，他们并无不轨的意图。因此，长孙无忌很久都没有抓到把柄。但就在李泰去世的当月，一件突发的小事引起了长孙无忌的注意。房遗爱的官职是散骑常侍，此外，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太宗的十七驸马。房玄龄是重臣，因此太宗将自己的十七女高阳公主嫁给了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为妻。

这位高阳公主是李唐宗室女眷中出了名的泼辣放荡货。她是公主，懦弱的房遗爱对她只能是惟命是从。房玄龄去世后，高阳公主挑唆丈夫与其兄房遗直分家。因为对分家（分财）结果不满，不久后她又向太宗诬告房遗直。房遗直如实向太宗禀明。太宗听了非常生气，严厉地斥责了高阳公主，从此对她不再宠爱。高阳由此“怏怏不悦”

不久后，唐宫内的一件宝贝――金宝神枕被盗。御史经过调查，发现此事与唐玄奘的高徒辩机有关，并在辩机的住所找到了金宝神枕。这位辩机不仅才华超众，而且容貌俊秀英飒，气宇不凡。高阳公主初见他便淫心荡漾，不久便与辩机私通。她送给辩机的钱财数以亿计，甚至不惜偷盗金宝神枕给辩机用。为了堵住丈夫的嘴，她甚至买了两个美女伺候房遗爱。房遗爱乐得享用美女，对妻子和辩机的勾当置若罔闻。太宗听了御史的报告后，勃然大怒，“腰斩辩机，杀奴婢十余人”。高阳公主对父亲越发怨望，甚至连太宗死的时候，她都“无戚容”。

高宗即位后，高阳公主再度挑唆丈夫与大哥房遗直“相讼”。高宗也很恼火，各打五十大板，将房遗爱贬为房州刺史，房遗直贬为隰州刺史。丈夫被贬，高阳索性更加放纵，竟与智勖等数名和尚私通，而且居然还暗中指使掖庭令陈玄运窥探皇宫内祈求鬼神祸福之事。

妻子如此，丈夫也好不到哪里去。房遗爱对高宗将自己贬官之事耿耿于怀。太宗的十五驸马、丹阳公主之夫、大将薛万彻在永徽之初也因为犯事而被高宗出名，贬官宁州刺史。他与房遗爱是好友，在入朝时，私下里对房遗爱诉说其对高宗的不满，并骄横地说：“今虽病足，坐置京师，鼠辈犹不敢动。”两人商定： “若国家有变，当奉司徒荆王元景为主。”荆王李元景是太宗的六弟、高宗的六叔。此人也是个野心家，早年曾对人说过，梦见自己手把日月。李元景的女儿是房遗爱三弟房遗则的妻子，因此与房遗爱相识，常有往来。此外还有太宗的七驸马、巴陵公主之夫、柴绍之子柴令武，借口巴陵公主生病，留在京师，暗中与房遗爱、薛万彻、李元昌等策划发动叛乱。

高宗对此毫不知情。没想到，高阳公主的恣意妄为却让房遗爱等人的阴谋意外败露。高阳公主深恨房遗直，指使小人诬告房遗直非礼自己。高宗派人调查。房遗直为了自保，便将房遗爱和高阳公主的图谋作乱的事情告诉了高宗，并说：“罪盈恶稔，恐累臣私门。”高宗就派长孙无忌调查。长孙无忌查证属实。按理说，只要处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李元昌、高阳公主等人就可以了。但长孙无忌觉得，这是剪除一切异己势力的大好机会。因此，他罗织罪名，将所有没有参与此事的李泰余党以及所有在政见上与自己对立的人都牵连了进来。

安州都督吴王李恪，“名望素高，为物情所向”，曾是高宗太子之位的有力竞争者。长孙无忌想除掉他不是一天两天了，此时便骗房遗爱说，只要他说李恪也参与了他们的阴谋，便可以保他不死。愚蠢的房遗爱信以为真，就诬说李恪也参与了阴谋。侍中宇文节本是长孙无忌的人，但是他和房遗爱关系很好。房遗爱下狱后，他多方走动，四处打点，意图营救房遗爱，因此而得罪了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就说他和房遗爱“交通”。此外还有江夏王李道宗、左骁卫大将军执失思力（太宗的八驸马），仅仅是和长孙无忌政见不同。但长孙无忌借口他们与房遗爱“交通”，将他们统统牵连了进来。

长孙无忌为什么要诬陷吴王李恪？

1、可悲可叹的血统论

我是不太能理解这种理论的，为何所谓的“两朝一脉”在别的朝代都不成问题，肿么到了李恪这里就成了罪过呢？

要知道这隋唐两朝的血统可是人家恪大帝骄傲的资本啊，《旧唐书》在人家的列传中还花了七个字的笔墨特地强调了一番：“恪母，隋炀帝女也”，可见这明明是人家恪大帝数的过来的谈资，结果偏偏老有人非要将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贵血统扭曲成“前朝逆种”，莫非只有这样才能将恪大帝的人生塑造得更为悲情些？

对于这点我是颇为不解的，估摸着也永远理解不了，因为懒得去理解这些火星上的来客的思维回路。反正但凡是对两晋南北朝的历史稍微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娶前朝公主为妻做妾是件多么稀疏平常的事，尤其是对于那些亡了国的公主来说，能够有个还算安稳的归宿已经要阿弥陀佛了。如北魏拓跋圭的皇后就是后燕慕容宝的女儿；拓跋嗣的姚夫人是后秦姚兴的女儿西平公主；拓跋焘的赫连皇后即夏武烈帝赫连勃勃的女儿，右昭仪是北凉的兴平公主；东魏元善见的高皇后正是北齐太原公主。

至于所谓的两朝血脉那更是再寻常不过了。石虎的刘皇后即前赵的安定公主，所生石世被立为太子；拓跋什翼犍以前燕慕容皝之女为妻，其子即为北魏献明帝；北周宇文泰的元皇后就是北魏冯翊公主，其子宇文觉便是后来的闵帝。

不过也许因为本人比较孤陋寡闻，所以从不曾听说过哪位皇子因为是前朝公主之子而备受冷落的，又或是因为身怀两朝血统而备受猜忌，从而与皇位绝缘的。

本人只知道“破镜重圆”的女主角就是陈朝的乐昌公主，被隋文帝乱点鸳鸯谱赏给了破陈有功的杨素做妾，结果杨素成人之美了一回，最后将乐昌公主归还其夫徐德育；还知道隋炀帝的萧皇后便是西梁孝明帝萧岿的女儿，而他们的长子即元德太子。况且萧皇后的亲弟弟萧瑀可是唐朝的重臣啊，若是按照血统论来看待的话，他能在武德贞观年间蹦跶得那么欢？

不过要想以此推断出李恪的血统是多么的高贵，身份是多么的睥睨众生的，也可以洗洗睡了。毕竟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中，各代王朝与统治者是割韭菜似的一茬接一茬地换，唯有高门大姓的士族能够屹立数百年不倒。可见汉以后唐以前的所谓王朝血统与公主下嫁，根本不及士族之间的联姻来得更有身份。

更何况李渊与杨广的母亲都是独孤氏，还是亲姐妹，独孤皇后对李渊是颇为照拂；李渊建立的唐朝在名义上也是从隋恭帝手上禅让过来的，结果李渊就这么将他表弟忘在长安的女儿丢给了自己的儿子做妾。

想来李渊若还算看重这位与自己多少有点血缘关系的前朝公主的话，怎么说也要将其嫁做正妻而不是小妾——无论是嫁给皇子还是大臣。而且就算是做妾，也该塞给李建成，而不是塞给至少当时看起来与皇位无缘的李世民。毕竟人家李建成好歹在武德八年前还是储君的身份，若无意外的话，这位杨公主即便是给李建成做妾，怎么说以后还能混个皇帝的妃子当当，而给亲王做妾，日后最多也只不过就是个正五品的孺人。

由此可见这位所谓的“隋炀帝女”在李唐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存在了，更可见这位杨公主如果真的那么身份尊贵的话，又怎会如此被人随意地打发。

总之恪大帝的“两朝一脉”就是一把双刃剑，砖家们自攻自受挥洒自如，需要的时候就吹嘘“我家三三可是高贵冷艳的隋炀帝女的儿子哦，两朝一脉哦”，等到要给她家三三找被炮灰掉的借口时，“两朝一脉”就又成了最大的悲情因素。所以事情的真相如何不重要，反正所谓的真相只在砖家的三寸不烂之舌上翻滚。重要的是砖家们会自行根据场合的需要来解释，这“两朝一脉”究竟是用来贴金的好呢，还是用来诠释恪大帝的悲剧好。

2、所谓的唐太宗“爱子”

一直以来都有人认为李恪是唐太宗的爱子，理由不外乎如下几点：

①《贞观政要·太子诸王定分第九》

贞观七年，授吴王恪齐州都督。太宗谓侍臣曰：“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也。”

虽然很舍不得李恪离开长安远赴藩地，但唐太宗为了家国天下不得不这么做。

②《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吴王恪曰：“父之爱子，人之常情，非待教训而知也。子能忠孝则善矣。若不遵诲诱，忘弃礼法，必自致刑戮，父虽爱之，将如之何？或汉武帝既崩，昭帝嗣立，燕王旦素骄纵，诪张不服，霍光遣一折简诛之，则身死国除。夫为臣子不得不慎。”

《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十二年，累授安州都督。及将赴职，太宗书诫之曰：“吾以君临兆庶，表正万邦。汝地居茂亲，寄惟籓屏，勉思桥梓之道，善侔间平之德。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三风十愆，不可不慎。如此则克固盘石，永保维城。外为君臣之忠，内有父子之孝，宜自励志，以勖日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故诫此一言，以为庭训。”

唐太宗对李恪十分牵挂，时常写信给他，甚至还说知道他刚离开父母膝下一定十分不舍，所以想给他一些珍玩以作安慰却又怕他不务正业。唐太宗对爱子的挂念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事实是否确实如此呢？

首先，若说唐太宗舍不得李恪离开自己离开长安到藩地上任，只是为了安定天下不让众人起了夺嫡之心而不得不为之，那么同样是成年的皇子，同样依例应当前往自己封国的李泰与李治呢？

李泰不仅到了年纪不“之国”，唐太宗甚至还想过让其“入居武德殿”，最后还是被魏征力谏劝止的。而李治更是“以文德皇后最少子，于后崩后累年，太宗怜之，不令出阁”。李治不仅自长孙皇后去世后就一直由唐太宗抚养在身边，甚至在被封为太子后，仍让唐太宗不惜公然违反礼制也要继续留在身边。这便导致了褚遂良刘洎分别在贞观十八年、二十年相继上疏恳请皇帝不要留太子在身边一味溺爱，放其回东宫。

如果唐太宗真的舍不得李恪前往封地，真的心疼爱子的话，想必李恪也应当能如同李泰李治一般，留在自己身侧，但是李恪没有。也许有人认为是朝臣的反对与力谏，使得李恪不得不远赴封地，但是唐太宗可不是会这么乖乖听话的人。

《旧唐书》中有记载，李泰撰成《括地志》后，太宗“赐泰物万段”“俄又每月给泰料物，有逾于皇太子”，惹得褚遂良上了一篇《谏魏王泰物料逾东宫疏》。唐太宗虽然对褚遂良的观点表示赞同，但并没有因此削减李泰的开支，而是下了一封《皇太子用库物勿限制诏》取消了太子的开支限制，变相地维持了李泰逾制的花销。可见群臣的意见唐太宗虽然会听取，但如果他是真的想这么做的话，总有达成的手段。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想将李恪留在身边以成全自己的爱子之情，是绝对能做的到的。可是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说了一番场面话，什么“父之爱子，人之常情”“但家国事殊”。如此也能认为李恪算得上是唐太宗爱子的话，个人以为这样的“爱子”其实不提也罢。

其次，贞观十一年时唐太宗对李恪说的这番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父亲爱儿子是人之天性，不用教也知道。但你做儿子的若不遵诲诱，忘弃礼法，父亲再爱你，也救不了你，你看前朝燕王的例子，还不懂得要循规蹈矩吗！

很明显，这口吻已经相当严厉了，根本不像是父子之间联络感情的话语，简直就是在训斥了。而联想一下正是在这一年，李恪因为打猎踩坏百姓庄稼的事而被唐太宗罢免了安州都督一职，所以此番话实际上是唐太宗在非常严肃地批评李恪：“虽然你是我儿子，但你若不遵纪守法我也救不了你。”真不知道要如何才能看得出来，唐太宗其实是一副爱子情深的模样的。

至于贞观十二年唐太宗给李恪写的这封信，若只注意到“汝方违膝下，凄恋何已，欲遗汝珍玩，恐益骄奢”这么一句，自然会觉得其间饱含了父子之情，然而此信的题目却是《诫吴王恪书》。诫者，告诫、警告之意。所以这封信可不是什么诉说离别后思念之情的，而是唐太宗写信来告诫李恪要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再胡作非为了。

至于唐太宗会如何在书信中表达自己的爱子之情，不妨看一看唐太宗出征高句丽时给李治写的一封信，简直堪称是小肉麻。但是比起对李恪的谆谆告诫之意，或许唐太宗给李治的这封信才更似寻常间的父子之情吧。

《两度帖》原文：

两度得大内书，不见奴表，耶耶忌欲恒死，少时间忽得奴手书，报娘子患，忧惶一时顿解，欲似死而更生，今日已后，但头风发，信便即报。耶耶若少有疾患，即一一具报。今得辽东消息，录状送，忆奴欲死，不知何计使还，具。耶耶，敕。

译文：

两次收到大内送来的文书，却还不见稚奴你的书信。爸爸我担心的要死。刚才忽然得到稚奴你的亲笔手书，说娘子生病了，我的担心害怕顿时消失了，就好像死而复生一样。从今以后，只要你的头风病发作，就立刻写信告诉我。爸爸我如果生病，也会一一写信告诉你。今天得到辽东（战场）消息，抄录一份给你。想稚奴你想得要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要说的就这些。爸爸，敕。

3、所谓的大唐三百年来“最悲情的皇子”与“贤王”

毛爷爷曾经说过李恪英物、李治朽物，唐太宗选择了李治作为继承人是懵懂一时这样的话。然而说句大不敬的话，看看毛爷爷自己选定的继承人就知道他是什么眼光了。

事实上通观李恪的生平，实在看不出他有什么文功武治的政绩。《旧唐书》中对李承乾的治国才能好歹还有一句“太宗居谅暗，庶政皆令听断，颇识大体”的介绍，对李泰至少还能知道他“少善属文”，也的确编修了一部《括地志》，其他庶出的皇子中，也有因为处理地方政务出色而被当地百姓称赞的。

“纪王慎……十七年，迁襄州刺史，以善政闻，玺书劳勉，百姓为之立碑。……慎少好学，长于文史，皇族中与越王贞齐名，时人号为纪、越。”（《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然而关于李恪却只知其有文武才，相当笼统的一句赞美之词，至于具体有什么雄才伟略的事迹可以展现其贤能的，史书中便再无一字了。

至于《旧唐书》中所说的“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要知道李恪作为唐太宗年长的皇子唐高宗的皇兄，又是亲王之封，德行也还说得过去，有声望并不足以为奇，没有名声才是要值得奇怪的。毕竟唐中宗时，身为相王的唐睿宗就是“望实素高”；唐文宗的弟弟漳王李凑也是“贤而有人望”；唐太祖的曾孙李孝逸同样是“素有名望，自是时誉益重”；唐高祖之子韩王李元嘉在则天朝受到安抚重用，不仅是因为“地尊望重”，更是为了“顺物情”。

而李恪被冤杀后史书中又言“以绝众望，海内冤之”，看似评价很高，然而唐太宗在任命魏征做太子太师的时候，也曾说过“用绝天下之望”这样的话。不仅如此，武三思在杀桓彦范等人时，是为了“绝其归望”；王世充杀害杨侗时，也是为了“绝众望”；武则天杀李元嘉更是为了“绝宗室之望”；源休劝朱泚剪除唐宗室的时候，同样是为了“绝人望”。而格辅元刘晏被杀都是“海内冤之”，卢崇道父子被杖毙也是“四海冤之”，崔宁被缢杀后“中外称其冤”，安思顺兄弟被诛更是“天下冤之”，李林甫被构陷同样是“天下以为冤”。可见，所谓的“以绝众望，海内冤之”不过是史官的惯用语言罢了，究竟能有几分分量，可以自行掂量一番。

4、曾经距离太子之位只有一步之遥？

唐太宗曾欲立吴王李恪为太子这件事，历来为很多人所津津乐道。那么事情的真相又是如何呢？

贞观十七年的时候，唐太宗立了李治不久之后又觉得这个小儿子只有十五岁，一直养在自己的身边没有经过什么历练，作为帝国未来的继承人还不够强大有力，担忧他无法很好地驾驭朝政，于是便想到了换储一事。而当时的李恪可以说是唯一适合的人选，一来是所有庶出皇子中最为年长的（二皇子李宽早夭），二来贞观七年便去了自己的封地，再者比起下面明显不成器的李愔、李恽等人，品行也要好得多。相比之下，贞观十六年才开始上朝参与政务的李治自然不够老练成熟。

“贞观十六年七月三日，敕晋王宜班于朝列。”（《唐会要·公主·杂录》）

但是很显然，唐太宗欲立李恪这个想法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一时冲动所想到的。因为如果唐太宗真的考虑清楚了要改立李恪，或者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换储了，那么长孙无忌是绝对没有“密争之”的机会的，更不可能只凭他一家之言便一锤定音。毕竟这天下是姓李的，不是姓长孙的。贞观十七年时的长孙无忌虽然位极正一品的司徒，但就唐朝的政府系统而言，司徒位高却只是个虚职。在根本没有实权的情况下，长孙无忌又如何把持得了朝政？而且此时的魏征固然已死，但房玄龄岑文本马周这些大臣仍然健在，唐太宗也正值壮年，怎么可能眼睁睁地坐看长孙无忌在朝中一手遮天？

何况废立太子是国家大事不是儿戏，唐太宗若是下定了决心要换太子，肯定会把这件事拿到朝上廷议，再不济也要找几个心腹大臣一起来商量商量，就像当初要立李治一样，“与长孙无忌、房玄龄、李绩等计议”，怎么可能只被长孙无忌这么一劝，便立刻就此作罢。而且从正史中对改立李恪这件事一笔带过的记叙来看，很明显唐太宗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间有了这么一个想法，然后对长孙无忌露了个口风，长孙无忌反对，唐太宗想明白了自然也就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了。更不要说什么长孙无忌反对立李恪是因为他不是自己的外甥，事实上真正介意李恪不是嫡子的并不是长孙无忌，而是唐太宗本人。毕竟一旦改立庶子出身的李恪，李承乾、李泰、李治这三个嫡子的未来就很难有所保证了，这一点唐太宗显然比长孙无忌更为担心。因为当初唐太宗立李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可以保全嫡子们：

“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太宗诸子列传》）

唐太宗改立太子时，一直都是在嫡出的李泰与李治之间摇摆不定，决定立李治也是因为李治性情仁厚，就是做了皇帝也不会对自己的两个亲兄弟不利。而在这期间，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过还有庶出但年长的李恪可以考虑，李恪在唐太宗的心中地位如何可见一斑了。因为若是李恪在唐太宗心中还算是有些分量的话，唐太宗在改立太子的时候绝对会想到他，而不是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后才发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庶长子可以考虑，而且还只是昙花一现的想法。

至于说什么李恪远离京城和朝中大臣没有交情，自然不会有人愿意保举他做太子。事实上朝中大臣的意愿怎样并不重要，关键仍在于唐太宗自己的态度如何。看看李治就能知道，李治这个太子可谓是唐太宗一手扶持上去的。为了册立李治，唐太宗甚至不惜拔剑欲在大臣面前自尽。在正式立了李治为太子后，唐太宗又倾力打造了一个强大可靠的东宫班底以辅佐太子。

“己丑，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司空、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特进、宋国公萧瑀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英国公李绩为太子詹事，仍同中书门下三品。”（《旧唐书·太宗本纪》）

“又以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右卫率，前詹事于志宁、中书侍郎马周为左庶子，吏部侍郎苏勖、中书舍人高季辅为右庶子，刑部侍郎张行成为少詹事，谏议大夫褚遂良为宾客。”（《资治通鉴》）

同时，唐太宗知道李治一直久居深宫缺少历练，便开始加强对他处理政务能力的培养，时常把他带在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

“太宗每视朝，常令在侧，观决庶政，或令参议，太宗数称善。”（《旧唐书·高宗本纪》）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贞观政要》）

所以唐太宗若真的有意改立李恪为太子的话，完全可以把改立李治时的举动照搬过来，而不只是口头上提那么一提，被否决后既不见有过失落后悔的时候，更不曾见对李恪这个改立未果的儿子有什么内疚之情。更何况对于一个历史人物来说，他的重要事件肯定是主要表现在他本人的列传中，然而《旧唐书》却只在长孙无忌传里将此事一笔带过。想来就连史官也觉得，唐太宗虽然有过“欲立吴王恪”的想法，然而最后却让李恪的提名沦为了打酱油的，这件事对于李恪来说绝对算不上是什么多光荣的事迹，所以才会在他的列传中根本就只字未提。

5、从封地与官职看其在唐太宗心中的地位

根据《旧唐书》《唐会要》《贞观政要》《册府元龟》以及李恪墓志铭等资料来看，李恪在贞观一朝的封号及封地变更如下：

由汉王改为蜀王又徙封为吴王，官职则是由最初的益州都督（从二品）、秦州都督（正三品）、齐州都督（从二品）、潭州都督（正三品）、安州都督（正三品），到最后的安州刺史。

值得一提的是，贞观二年的时候李恪与李泰同时受封，却明显受到了不同的待遇。

“吴王恪除使持节大都督益绵邛眉雅等八州诸军事。益州刺史。濮王泰除使持节大都督扬州常海润楚舒庐濠寿歙苏杭宣东睦南和等十六州诸军事。扬州刺史。”（《唐会要》）

单就数量而言，李泰的封地是李恪的整整一倍。而李恪的封地益州，也就是今天四川一带，在唐朝时可绝对不是什么香饽饽，“扬一益二”的说法还得等到安史之乱以后。蜀地自古地势天险，古时候交通又不发达，想想当初唐高祖李渊私下许诺唐太宗要改立他为太子时就曾说过，要将李建成改封在蜀地，原因就是“地既僻小易制。若不能事汝，亦易取耳”，可见蜀地在唐初时候人们的心中是怎样一种存在了。

李恪最后一次的官职变更是在贞观十二年，之后终太宗一朝李恪都只是个正四品上的刺史职衔，而且这个正四品上已经是往最大里去说了。因为按国制，只有户数满二万户以上的才能被称为中州，不满二万户的只能算作下州。而根据《旧唐书·地理志》上的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安州户口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才二万二千二百二十一户，更不要说唐高祖武德年间安州只有六千三百三十八户人家了，想来唐太宗的时候安州极有可能仍只是个下州，那么正四品上的官职还要再往下降一等。

不过重点并不在于官衔的大小，毕竟身为皇子，官衔再低也不会被人看低了去，但李恪的刺史一职的确是唐太宗的众皇子中比较另类的一个，因为别的皇子都是都督，唯独李恪与其胞弟李愔同为刺史。

也许有人会问都督与刺史有何区别，区别就在于封地同样是在安州，身为都督的时候李恪可以督安、隋、温、沔、复五州军事，而身为刺史时的李恪就只能管辖安州这一个地方了。所以乍一看李恪的封地并没变仍旧是安州，然而从都督到刺史，地位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那么李恪的官职为何会从都督降为了刺史？原因就要从贞观七年说起了。

贞观七年的时候李恪被授予了齐州都督的职位，并且这此没能再以年幼为由不之官了，《贞观政要·太子诸王定分第九》：“贞观七年，授吴王恪齐州都督。太宗谓侍臣曰：“父子之情，岂不欲常相见耶？但家国事殊，须出作藩屏。且令其早有定分，绝觊觎之心，我百年后，使其兄弟无危亡之患也。”所以贞观七年的时候李恪就去了自己的封地，从时间上来看，是唐太宗诸皇子中最早之藩的一个。

等到贞观十年的时候，李恪又改封为吴王，徙授潭州都督一职。原因就是其墓志铭上所说的：“春秋鼎盛，血气渐刚。傅相怀赐罢之忧，官司申切责之言。”想来是因为年岁渐长，荷尔蒙分泌，惹了祸了。不过李恪被授予潭州都督后还没有就任，就又改封为安州都督了。结果李恪又在安州犯了事，墓志铭上称其“天爵弥厚，逸情转纵。逞骛豊凌践稼穑”，《资治通鉴》上也说：“贞观十一年十月，安州都督吴王恪数出畋猎，颇损居人；侍御史柳范奏弹之。丁丑，恪坐免官，削户三百。”于是李恪的这个都督之位便丢了。

等到贞观十二年的时候，李恪又重新回到了安州，唐太宗还特地写信好好告诫了他一番，只可惜这时的安州已经降了级。《旧唐书·地理志》：“安州中都督府……十二年，罢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安陆郡，依旧为都督府。”因为战略需要的调整，安州原先就安置得很勉强的都督府便被撤掉了，于是李恪的都督一职便降级为了刺史。

这样的落差对于李恪来说不能说是不大，因为这样的待遇在当时的众皇子中堪称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就连后来被赐死的李佑，至少在贞观十七年谋反前还保住了都督的头衔；而李恪的同胞弟弟李愔在封地胡作非为成那样，甚至被唐太宗斥责为“不如禽兽铁石”，也是在贞观十三年才被降为刺史的。

而且最令人不解的是，安州的都督府是没了，但别的地方总还有都督府吧。可为何李恪所在的安州降级后，唐太宗想到的不是将其改封到别的都督府去，而是就地将其任命为安州刺史？

等到贞观十七年时，唐太宗在立定李治为太子后又一度想过要改立李恪为太子。然而唐太宗的这想法就如昙花一样一现即逝，之后就像完全不曾有过这档子事一般，带着李治该做什么做什么，再没提及过李恪一次。而李恪的官职也就此定格在了安州刺史上，终贞观一朝再没有改封过，更不曾被重新擢为一州都督。

有的人甚至由此认为是唐太宗畏惧长孙无忌在朝中的势力，而不得不疏远李恪故意做给人看的。真不知道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人，究竟是从不看史书，只看NC电视剧与YY小说的纯史盲呢，还是明知史实如何却仍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有心人”。

因为自贞观二年卸掉尚书右仆射的官职后，长孙无忌就只挂了个从一品的文散官头衔，即便是后来授予的司空、司徒，也都只是虚职，既不能参知政事也无实权。而贞观十九年的时候唐太宗亲自征辽，遂令长孙无忌摄了个侍中，结果也是唐太宗一班师回朝长孙无忌就立刻辞了职。至于褚遂良，更是一直到贞观十八年才开始正式参综朝政，贞观二十二年的时候才做到了中书令。何况最关键的问题是，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即便是在高宗朝最如日中天的时候都不曾掌握过兵权，唐高宗想罢免他们只凭一纸诏书便办到了，而魄力更甚的唐太宗居然还需要看朝中大臣的脸色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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