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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武帝司马炎在历史上是怎样的人物?
司马炎(236 ~ 290)西晋开国皇帝，在位25 年。字安世，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三国时魏国大臣司马懿孙，司马昭长子。魏嘉平中，司马炎封北平亭侯，后封新昌乡侯。魏元帝即位后，司马炎专擅朝政。后废元帝, 自称皇帝，建立晋朝，改元泰始（265年），定都洛阳，史称西晋。司马炎大封宗室，拱卫皇权，改《景初历》为《泰始历》。咸宁六年（280年）灭吴，全国复归统一。曾下诏罢州郡兵，罢屯田官，令郡县劝课农桑，实行占田、课田、户调法。
太康年间经济呈现繁荣景象。司马炎在位时加强了门阀制度，王公贵族享有种种特权，封国可拥有军队，自选文武官员，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又卖官鬻爵，生活奢侈荒淫，朝政紊乱。遗诏传帝位给司马衷，种下了内乱的祸根。太熙元年（290年），葬峻阳陵(今河南洛阳)。
晋武帝司马炎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晋武帝司马炎本是一个荒淫无耻、纵情享乐的昏君。他原有宫女数千人，灭吴之后，又挑选吴宫美女5千人，整天宴饮作乐，挥金如土。在他的影响下，时人崇尚奢侈，常以显示自己的财富为荣。
晋武帝司马炎是个好皇帝吗？他在位期间有什么功绩吗？
关于晋武帝司马炎，史书上对他的评价不一，历史上的很多名人以及现在研究和喜欢历史的人，对他的评价也不一致。有的人觉得晋武帝司马炎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皇帝，也有的人觉得他做的很多事情都非常的荒唐，称不上是什么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甚至有很多荒淫无道的史料被后世人津津乐道。那么，晋武帝司马炎到底是个好皇帝吗？他在位期间有什么功绩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具体分析一下。
一、我认为晋武帝司马炎是个晚节不保的皇帝
晋武帝司马炎在我看来是一个晚节不保的皇帝，他骄奢淫逸、荒淫无度，司马炎的后宫佳丽真的是如若水三千，据传司马炎每天为宠幸哪一个嫔妃感到头疼，所以想出了驾羊车选临幸妃嫔的办法。这样的皇帝真的是让后世人对他没什么好感。并且中年以后的司马炎只思淫逸享乐，根本不管政事，所以他只是一个晚节不保的皇帝，算不得是一个好皇帝。
二、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期间实现了太康之治
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期间倒是也有一些功绩，无论是大力发展经济，还是推行分封制度、三省制度等，还是颁布律法依法治理整个国家，司马炎的确是有一些政治才能的，并且在他的治理下，当时晋朝的经济一度繁荣，百姓也得以安居乐业，实现了太康之治。
三、晋武帝司马炎的功绩不能抵消他的过错
但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功绩始终不能抵消他的过错，他重视宗师，为巩固权力对皇室子孙大肆封赏，让士族毫无出头之日，但是他的这种决策为以后多个诸侯王发动叛乱埋下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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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晋武帝??
晋武帝司马炎（236年—290年），字安世，汉族。晋朝的开国君主，谥号武皇帝，庙号世祖。葬峻阳陵。
司马炎为司马昭长子，曾出任中抚军；但是司马昭却有意让幼子司马攸继承王位，但在众臣的反对之下，司马炎于265年五月被封为晋王太子。同年八月，司马昭因中风猝死，享年55岁。司马炎继承昭的相国、晋王。十二月，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让，即位为帝，国号晋。晋武帝大肆分封宗室为王并使其掌握兵权，以补曹魏由于过度压抑宗室，导致皇帝孤立最后被权臣所篡的前车之鉴；同时于268年颁布泰始律令，并于279年命贾充、杨济、杜预、王浚等伐吴，280年三月，孙皓投降，孙吴灭亡，自从黄巾之乱以来的分裂局势暂时获得统一。
司马炎在统一之后，以为天下无事，便将州郡的守卫兵加以撤除，同时实施占田法与课田法，企图与民生息；但是司马炎也是好色之徒，曾经于西元273年禁止全国婚姻，以便挑选宫女；灭亡孙吴之后又将孙皓后宫的五千名宫女纳入后宫，于是司马炎的后宫便有万人规模。司马炎为临幸的方便，便自己乘坐羊车在后宫内逡巡，停在哪个宫女门前便前往临幸；而宫女为求皇帝临幸，便在住处前洒盐巴、插竹叶以引诱羊车前往。而且边境的少数民族迁入中原，引发少数民族与汉人的冲突，郭钦、江统等人相继以徙戎论，劝晋武帝用武力将内迁的少数民族强制徙迁回原住地，但晋武帝不用。290年晋武帝死于含章殿，葬于峻阳陵。
晋武帝本人是继承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三代的基业而称帝的，但本身并非英明之君，罢废州郡武装、大肆分封宗室、允许诸王自选长吏和按等置军与无法处理少数民族内迁问题，种下日后八王之乱与永嘉之乱的原因。
[编辑本段]【司马炎年表】
公元236年，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出生。
公元265年，司马昭病死，司马炎继承司马昭的王位，并于当年篡位称帝，建立晋朝。
公元280年，晋派大军伐吴，东吴灭亡，从此结束了三国鼎力的局面。
公元290年，司马炎驾崩，享年55岁。
[编辑本段]【晋武帝年号】
泰始（266年2月4日—274年）
咸宁（275年—280年四月）
太康（280年四月—289年）
太熙（290年正月—四月）。
[编辑本段]【武帝登基】
公电视剧《三国演义》中的司马炎(韩青饰)元265年，司马昭病死，享年55岁。司马炎继承了相国晋王位，掌握全** 政大权。同年12月，经过精心准备之后，仿效曹丕代汉的故事，为自己登基做准备。在司马炎接任相国后，就有一些人受司马炎指使劝说魏帝曹奂早点让位。不久，曹奂下诏书说：“晋王，你家世代辅佐皇帝，功勋高过上天，四海蒙受司马家族的恩泽，上天要我把皇帝之位让给你，请顺应天命，不要推辞！”司马炎却假意多次推让。司马炎的心腹太尉何曾、卫将军贾充等人，带领满朝文武官员再三劝谏。司马炎多次推让后，才接受魏帝曹奂禅让，封曹奂为陈留王。司马炎于公元265年，登上帝位，改国号为晋，史称为西晋，晋王司马炎成了晋武帝。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魏王朝从曹丕让汉帝禅位称帝，传了45年，到此结束。司马昭也同样让魏帝以禅让的手段获取了帝位，曹魏遂亡。但这时的司马炎心里并不轻松，他很清楚，虽然他登上王位宝座，但危机仍然存在。
从内部看，他的祖父、父亲为了给司马氏家族夺取帝位铺平道路，曾经对曹操以后的曹氏家族以及附属势力进行了残酷的** ，这件事所造成的阴影至今仍然横亘在人们的心中。从外部看，蜀汉虽平，孙吴仍在，虽说此时的东吴已不足以与晋抗衡，但毕竟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内忧外患告诉司马炎，要想巩固政权，进而完成吞并东吴、统一中国的大业，就首先要强固统治集团本身的凝聚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为此，司马炎在即位的第一年，即下诏让已成为陈留王的魏帝载天子旌旗，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同时又赐安乐公刘禅子弟一人为驸马都尉，第二年又解除了对汉室的禁锢。这不但缓和了朝廷内患———尤其是消除了已成为司马氏家族统治对象的曹氏家族心理上的恐惧———而且还安定了蜀汉人心，进而为赢得吴人的好感，为吞并东吴取得了主动权。
为了尽早地使国家从** 不安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为统一奠定牢固的基础，无为与宽松政策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这种立国精神在国家的各种领域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公元268年，司马炎诏书中明确指出：“为永葆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统领万国的核心。”同年，又向郡国颁下5条诏书：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当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继东汉的** 政治之后，为了安定人心，恢复国力，曾实行了比较宽松开放、节俭求实的治国方略。但到了曹丕，政治渐趋严厉，社会风气亦腐败，曹操当年的风范已不复存在。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往往不断把强大的物质重负转移到百姓的身上，而长期的战乱更使百姓在惨淡的生计之外，还在心理上增添了一种恐惧与疲惫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无为而治的强国方略是最适合不过的。
[编辑本段]【历史贡献】
击灭东吴 统一全国
西晋成立之初，晋武帝为了收买人心，大封功臣，许多大家族都被封为公侯。短短几年时间，晋武帝共封了57个王，500多个公侯。蜀汉灭亡不久，晋武帝为了稳定巴蜀人心，又任用了一批原在蜀汉供职的官吏为朝官。晋武帝没有采取“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用手法，而是采取拉拢、收买人心的办法，稳定各级官吏，以确保社会稳定地过渡。因为晋武帝还看到，蜀汉虽亡，东吴未灭，全国还未统一。于是他开始运筹帷幄，准备击灭东吴，结束全国的分裂局面。
早在三国鼎立之时，魏的势力已超过蜀、吴，如以人口计，魏约占全国人口4/7，蜀、吴合占3/7。公元263年，魏灭蜀之后，三国鼎立变成了南北对峙，魏的力量更加强大。晋武帝代魏之后，雄心勃勃，“密有灭吴之计”，准备出兵灭吴，统一全国。
西晋全国正处于一种积极的态势之中，然而吴国却是在走下坡路。吴主孙皓的荒淫、残暴使吴国丧失了重整旗鼓的机会。孙皓命令大臣的女儿要先经过他的挑选，漂亮的入后宫供他一人享受，剩下的才能谈婚论嫁，这使他丧失了大臣们的支持，自毁根本，最终成了孤家寡人。对他劝谏的中书令贺邵不但没有受到他的表扬，反而被他用烧红的锯条残忍地锯下了舌头，其残暴程度与商纣王没有任何区别。孙皓杀人的方法很多，很残忍，像挖眼、剥脸皮和砍掉双脚等。孙皓的残暴注定了他要灭亡。由于孙皓的残暴使手下的将领们也对他丧失了信心，纷纷投降西晋。西晋的大臣们见吴国国力下降，政局不稳，也纷纷劝说司马炎趁机灭掉吴国。
但是，晋武帝受到了以太尉录尚书事贾充为首的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认为：吴有长江天险，且善水战，北人难以取胜。且近几年来西鲜卑举兵反晋，此时对吴作战，并“非其时”。而羊祜、张华、杜预等人则认为：吴帝孙皓腐化透顶，他不但对广大人民残酷剥削、镇压，而且在统治集团内部也排除异己，用刑残酷。孙吴目前是“上下离心”，如此刻出兵，“可不战而胜”。如果错过机会，“吴人更立令主”，励精图治，再去灭吴就相当不容易了。
两派意见，针锋相对。这样，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摆在了晋武帝面前：是否出兵灭吴，统一全国？晋武帝站在主战派一边。
为了完成灭吴大业，晋武帝在战略上做了充分准备。早在公元269年，他就派羊祜坐守军事重镇荆州，着手灭吴的准备工作。羊祜坐镇荆州后，减轻赋税，安定民心，荆州与东吴重镇石城（今湖北钟祥县）相距最近，晋军采取了“以善取胜”的策略，向吴军大施恩惠。由于孙皓挥霍无度，部队士兵常常领不到军饷，连饭也吃不饱。羊祜命人向吴军送酒送肉，瓦解吴军。这样，不时有吴军前来投降，羊祜下令说：吴军来要欢迎，走要欢送。有一次，吴将邓香被晋军抓到夏口，羊祜部下坚持要杀掉，羊祜不但不杀邓，而且还亲自为其松绑，把邓送了回去。有时，吴军狩猎打伤的野兽逃到了晋军领地，晋军也把这些野兽送到吴军帐内。正是由于这样的“厚”爱，东吴将领们的心已经一步步趋向晋军。
晋武帝在襄阳一边命羊祜以仁德对吴军施加影响，一边在长江上游的益州训练水军，建造战船。经过长达10年时间的充分准备，公元279年，晋军开始向东吴展开大规模的进攻。为了迅速夺取胜利，晋军分5路沿长江北岸，向吴军齐头并发。第6路晋军由巴东、益州出发，沿江东下，直捣吴军都城建业。20万晋军直扑东吴。东吴守军，在巫峡钉下了无数个锋利无比的、长十余丈的铁锥，在江面狭窄处用粗大的铁链封锁江面。晋军先用大竹排放入长江，晋军在船上载了无数根数丈长的用麻油浇灌的火点燃火炬，熊熊烈火能够把铁链烧断。就这样，东吴长江的防守设施被一个个排除了。
在第6路晋军进攻东吴时，为了分散、吸引守卫建业的吴军兵力，安东将军王浑率一路晋军，由北向南，直取建业。孙皓忙命丞相张悌统率主力渡江北上，迎击王浑，结果沿江东下的晋军乘机攻占了建业。
由于晋武帝准备充分，时机恰当，战略正确，前后仅用了四个多月，便夺取了灭吴战争的全部胜利。从此，东吴的全部郡、州、县，正式并入晋国版图。
280年，三国鼎立的局面完全结束了。晋武帝司马炎终于统一了全国，结束了长达近百年的分裂局面。
发展经济 太康繁荣
全国统一后，西晋政治上趋于安定，但由于多年战争的创伤，老百姓生活依然很艰苦。特别是皇室和权贵们无限制地霸占土地，更加重了农民的苦难。据说，长安东南的蓝田县，有一个很不起眼的“杂牌将军”庞宗，就占良田几百顷，其他达官贵人就更不必说了。农民没有土地，豪门世族利用占据的田地肆意盘剥农民。西晋初年，晋武帝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内容之一。为此，他制定了“户调式”的经济制度。
户调式共有三项内容，即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
占田制是把占田制和赋税制结合在一起的一条法令。晋武帝时，对人口年龄进行了分组：男女16岁～60岁为正丁；13岁～15岁、61岁～65岁为次丁；12岁以下为小，66岁以上为老。占田制规定：丁男一人占田70亩，丁女占田30亩。同时又规定：每个丁男要缴给国家50亩税，计四斛；丁女缴20亩税；次丁男缴25亩税，次丁女免税。
这一规定，使得每个农民都可以合法地去占有应得的田地。不少豪门世家的佃户，也都纷纷脱离主人，去领取属于自己的一份土地。占田制发布以后，不少农民开垦了大片荒地，这对农业经济的好转起到一定的作用。
户调制即征收户税的制度。户调不分贫富，以户为单位征收租税。这一制度规定：“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对边郡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户调也作了具体的规定：边郡与内地同等之户，近的纳税额的三分之二，远的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近的纳布一匹，远的纳布一丈。
品官占田荫客制是一种保障贵族、官僚们经济特权的制度，同时也有为贵族、官僚们占田和奴役人口的数量立一个“限制”的用意，以制止土地无限制地兼并和隐瞒户口的情况出现。此制度规定：“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以贵贱占田。第一品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每低一品，少五顷。”对于庇荫户，“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十五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庇荫户的佃客，为私家人口，归主人役使，不再负担国家徭役。
实行户调制的诏书发布之后，遭到了豪门世族的抵制。他们或是隐田不报，或是反对农民占有耕地。
尽管晋武帝的户调式遭到了种种阻碍，但这一制度从一定程度上，用行政的手段将大量的流动、闲散人口安置到土地从事生产，这对于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晋武帝很注意开垦荒地，兴修水利。如在汲郡开荒五千多顷，郡内的粮食很快富裕起来，又修整旧陂渠和新开陂渠，对于灌溉和运输都起到了很重大作用。
由于数十年的战乱，中原地区经济遭到极为惨重的破坏，人口也大减。晋武帝的故乡河内郡温县，人口也只有原来的几十分之一。为此，晋武帝决定采取一些措施增加中原地区的人口。他下令，17岁的女孩一定要出嫁，否则由官府代找婆家。灭蜀之后，招募蜀人到中原，应召者由国家供给口粮两年，免除徭役20年。灭吴后，又规定吴国将吏北来者，免徭役10年，百工和百姓免徭役20年。
公元268年，晋武帝还设立了“常平仓”，丰年按适当价格抛售布帛，收购粮食；荒年则按适当价格出售粮食，稳定粮价，维持人民的正常生活。晋武帝一再责令郡县官吏，要“省徭务本”，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
由于晋武帝采取了这样一系列有力的经济措施，使农业生产逐年上升，国家赋税收入逐年充裕，人口逐年增加，仅平吴之后不到三年时间，全国人口就增加了130多万户，出现了“太康繁荣”的景象。
晋武帝太康元年，即公元280年，共有人口1616.3863万人，每户人数6.57人，增长率为-1.00%
[编辑本段]【武帝时弊端】
倡导奢侈之风
从曹魏明帝时开始，当时的社会逐渐蔓延开一种奢侈腐化的风气。司马炎在奢侈风气中又起了带头作用。司马炎在女婿王济家吃饭时，有一道菜时乳猪，非常好吃，司马炎就问王济是怎么做的。王济偷偷告诉他，乳猪是用人的乳汁喂养大的，做的时候又用人的乳汁烹制，所以很好吃。司马炎听了不高兴，觉得女婿超过了自己，结果宴席还没有结束他就借故走了。
斗富风气中最有名的是石崇和王恺。石崇是渤海南皮（即现在河北南皮）人，官职升到了侍中，后来又出任荆州刺史，他靠搜刮过往的客商致富。王恺则是司马炎的内弟，也是豪富无比。石崇的屋子华丽异常，房子上挂满了缎带，饰有翠玉。王恺不肯认输，用紫丝布做了四十里长的帷帐来炫耀，石崇就做了个五十里的来和他比。
司马炎常帮女婿王恺来斗富，赏赐给他珊瑚树，高有二尺，世所罕见。王恺请石崇去看，石崇却用铁如意将珊瑚打碎，王恺很心疼，说石崇嫉妒自己。石崇却说我马上赔你，然后让手下人都去拿珊瑚树，高三四尺的就有六七个，这次比得王恺脸上很是无光。
后来，两人斗得离了谱，石崇开始造假来骗王恺：他的牛车跑得快如飞鸟，原来他故意把车辕弄歪，让牛卡得疼痛难忍，就跑得快了。造假的目的是占点上风，可见当时这些富豪的生活何等奢侈、无聊。后来王恺知道了石崇的把戏，便如法炮制，牛车竟跑得比石崇的还快。石崇知道是有人泄密后，便将泄密的人杀死了。
在请客人吃饭喝酒时，石崇经常让美女劝酒，如果客人喝不完酒，他就杀掉这个美女。有次王导和王敦（司马炎的女婿）兄弟俩去他那吃饭喝酒，王敦总不喝完，使石崇连杀三人，一直尽量喝干的王导埋怨王敦不通人情，王敦却说石崇杀自己人，不必着急。
石崇为了显示自己的富有，就是厕所也建得极为华丽，比过了正式的寝室。有的大臣去他家做客，去厕所时竟见里边有几个侍女，屋子里也用绫罗绸缎装饰得很豪华，他以为是闯进了人家的闺房，赶忙退出来，给石崇赔礼。石崇笑着说那就是厕所，不必惊慌。
卖官肥私也有理
大臣们见司马炎变得昏庸荒淫，便找机会劝谏。一次，司马炎和众人去洛阳郊外祭祀，完了他得意地问司隶校尉（当时京城地区的监察官）刘毅："你说我能与汉朝的哪个皇帝相比？"司马炎觉得他肯定会说高祖刘邦、武帝刘彻以及光武帝刘秀之类有名的皇帝，没想到刘毅却说他只能和桓帝、灵帝相比。司马炎很不高兴，因为这两个皇帝统治时期是东汉政局最混乱的时候。司马炎不甘心地问："我怎么会和他们一样呢？"刘毅直言不讳地说："当年桓帝时也有卖官的事，但桓帝让人把钱都归入了国库，陛下您现在卖官所得的钱却都进了自己的腰包。"司马炎无法狡辩，只好讪讪地替自己找个台阶说："爱卿所言极是，不过在桓帝时却没有你这样的直言之臣，但我身边却有，这说明我还是比他们好一些啊。"
[编辑本段]【武帝时内政】
大封宗室
司炎鉴于魏宗室衰微，帝室孤弱，终致灭亡之教训乃大封皇族为藩王，以对抗士族。始则封王不就国，官于京师以辅皇室，继则分遣诸王就国，都督诸军事，后又出使镇要害地。此举目的，是为对抗士族中野心家。但“八王之乱”证明，这种政策使诸王中涌现了许野心家。
西晋之所以重任宗室，实际上与其政权的结构有关。晋是以皇室司马氏为首门阀贵族联合统治，皇室作为一个家族驾于其它家族之上，皇帝是这个第一家族的代表，因而其家族家成员有资格也有必要取得更大权势，以保持其优越地位。
罢州郡兵
全国统一后，司马炎下诏：“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即规定： （1）诸州无事者罢其兵。
（2）刺史只作为监司，罢将军名号，不领兵，也不兼领兵的校尉官。
（3）实行军民分治，都督校尉治军，刺史太宋治民。
罢州郡兵，一方面可使地方官专心民事，另一是扩大承担赋役的课丁。兵役是东汉末年以后农民最沉重的负担，免除这负担，对恢复生产意义重大，但也因悉去州郡兵，连治安都没办法维持，因此到公元三0一年，天下大乱时，无力控制局面。
君臣赛富
西晋的皇族和贵族都有优裕的经济基础，政治的安定与统一更帮助他们累积了大量的财富，于是纵情享受，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晋武帝领先作了荒淫奢纵的表率，晋书胡贵嫔传称：晋武“多内宠，平吴后，复纳吴王孙皓宫人数千，自此掖庭殆将万人，而并宠者甚众，帝莫知所适，常乘羊车，恣其所之，至使宴寝。”以中国史上开国皇帝而论，实未有如是荒怠纵欲者，以致小人当权，奢侈浪费，风气日渐败坏。公卿贵游也跟着竞富争豪，大臣何曾每天吃饭用一万钱，还“无处下箸”，他的儿子何劭一定要吃四方畛异，一天膳费二万钱。王恺是武帝的母舅，曾与当时首富石崇比赛炫耀财富，争夸豪丽。为维持这种奢靡腐化的生活，必然加紧聚敛，因此贪污纳贿，习以为常，当时有人指：“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可见为害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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